“路不拾遗”或“拾金不昧”向来被视为应有的美德。一直以来，拾得遗失物者如果向遗失人索取费用，往往容易受到指责。但物权法草案对此有了不同的意见，该草案中明文规定：遗失人领取遗失物应当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遇拒付费拾得人可留置（据《南国早报》10月24日）。
回望一下历史，可知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颠覆——“拾金不图报”是一种流传已非
常久远的道德观，反映的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及其实践。羞于“言利”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这些出自名儒大家的格言警句，传神地勾勒出儒家文化面对“利”时的清高甚或是轻薄的态度，更何况是“拾得之金”即“不以其道得之”的“利”。正是因为这些观念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中国人将“拾金不图报”当成了一种道德自觉和行为判断标准。因此，本次“颠覆”实质上也是对“拾金不昧”理念中所包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这显然是对“何必言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何必不言利”观念的强调。
其实，这也可能只是法律对现实的一种适应，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何必不言利”的观念早就已经萌生并主宰着某些人的行为了，比如“拾金图报”的“失物招领公司”去年就已有开张。但是，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这种观念，仍是人们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笔者认为其中有喜有忧，值得斟酌、探究。
其喜在于，这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或可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何必言利”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自兹而始，“义”“利”之间的关系日趋畸形，社会上普遍重名轻实，以至于形成对商业精神的极度排斥。正因如此，在古时的中国商人们被不加分辨地加上了一个“奸”字的前缀，被视为“无奸不商”（这种观念至今并未完全消迹）；就连郑和下西洋——如此之好的一次商贸机会，但“耻于言利”的中国人仍然未能利用其取得分毫之利益。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发育成熟，以至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如人意。
假如这种观念不能完全剔除，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显然会遭遇尴尬。所以，用法律的形式重新评价“何必言利”这一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客观地看，这一法条的出台也有隐忧：一是法律之忧：这一规定的实质是法律介入了道德，是用法律的手段对道德水准进行了重新界定，笔者认为，这一倾向值得警惕。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合乎道德的，或者说法律至少应该不违反道德，正如有人所言，法律不能忽视良心的内容。但这一倾向却有可能使法律走向道德的反面。
法律不是万能的。相比道德及文化手段，法律手段的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所以法律应该谨慎触及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内容。
二是道德之忧：因耻于“言利”而拒斥商品经济，当然是迂腐的观念。但是，假如将商品经济的观念贯穿于生活的全部，凡事必言利，凡事必图报，则必将引起道德水准的普遍滑坡，那样的时代也将是可怕的。河北郭之纯
作者：郭之纯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