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关系的公司化

　　今报特约观察员乔新生正如现代跨国公司既要考虑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考虑到公司的社会责任一样，中日之间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合作框架之后，不仅要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近来，围绕着东海划界的问题，中日之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外交活动。日本外务省的

重要官员将到中国，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展开磋商。这是中日两国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一次程序性接触。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解决国家之间争端主要依靠外交谈判和国际斡旋的方式。尽管在局部地区，战争仍有发生，但从总的趋势来说，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仍然是解决国家纠纷的基本形式。如果单从形式上来看，中日之间的这次外交谈判毫无新意。但是，考虑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早已确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方针，这次谈判有可能会成为解决国际间争端的创新行动。

　　在国家间的博弈中，“非战即和”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其实，在这种静态的思维定式下面，争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争端各方着眼于眼前的利益而没有看到未来的发展。随着国家的发展，过去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可能又会浮出水面。所以，不论是战争的“硬解决”，还是和平的“软解决”，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问题。

　　邓小平在解决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方针。这种外交思想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抛弃了传统静态的思维观念，从各方利益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是说，过去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案，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则是一种双赢游戏。战争会造成两败俱伤，谈判也只能立足于眼前的利益你输我赢，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则是立足于将“蛋糕做大”，然后由各方共同切分蛋糕。

　　形象地说，这就是把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公司之间的关系。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发生争执之后，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掠夺对方的财产，也不是通过不对等的谈判剥夺对手的财产，而是着眼于共同利益的增长，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财富的增加，并且根据利益各方在财富增加过程中贡献的大小，实现利益的再分配。

　　这是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争端的模式。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静态的你死我活的国家交往的关系，在国际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走出了历史的僵局。

　　不能否认，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议，在未来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纠纷，但是，如果双方相持不下，不但无助于共同利益的增长，而且还会引发战争，耗费眼前的既得利益。在崇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的今天，中日之间的这一次谈判可能会开辟国际交往的新篇章。

　　所以，如果中日双方抱有诚意，遵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探讨落实这项伟大原则的程序和步骤，那么，中日之间的冷关系可能会峰回路转。反过来，如果中日双方缺乏诚意，或者中日之间缺乏相互信任，那么，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伟大设想就可能难以付诸实施。

　　所以，我们应该用最大的诚意认真对待谈判对手，应当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进一步落实各项程序和步骤，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然，作为经济强国，日本近年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表现乏善可陈。如果日本方面能够认真反省历史，真正做到以邻为伴，那么，中日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东海油气田的开发而重新出现转机。事实一再证明而且今后还将证明，如果两国关系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利益关系之上，那么，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和其他的争端都将会迎刃而解。道理非常简单，这种国家关系的公司化，使得利益各方在处理有关纠纷时，会充分地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家之间的交往会更加理性而不是相反。

　　正如现代跨国公司既要考虑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考虑到公司的社会责任一样，中日之间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合作框架之后，应当充分照顾到周边国家的利益，应当考虑到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因此，中日之间的合作可能以一种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展开，但是，考虑到两个大国所承担的重要责任，两国除了在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之外，还应该在双边条约中就国际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是我的希望，相信也是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