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钟厂：辉煌过后被拍卖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天下午，有着73岁“高龄”、曾经被国家轻工部命名为“全国四大钟厂”之一的沈阳制钟工业总公司工业钟厂（以下简称“沈阳钟厂”），将彻底走进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书中。因为随着拍卖槌的起落，沈阳钟厂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和车间将被易主。这个曾经代表着轻工行业标准的企业有过怎样的辉煌？在沈阳钟厂酝酿拍卖的日子里，记者几经采访，在此将该厂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最后一个卖钟人

　　要讲沈阳钟厂的故事，先要从“钟厂人”讲起。

　　但是，坐在记者面前的她并不是沈阳钟厂最有贡献的人，她和很多破产企业职工一样，都面临着医疗、再就业等难题，不过，她却要做“沈阳钟厂”最后一个卖钟人。

　　她叫杨宏伟，今年42岁。1980年，18岁的杨宏伟从沈阳某技校毕业后，首先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分配就业。杨宏伟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分配都是学校指定，那年沈阳钟厂只给我们学校1个名额，同学们听说有进沈阳钟厂的机会都老高兴了，那时候到沈阳钟厂上班就像现在做软件开发，工作好收入又高，同学们都想尽了办法，校长在分配期间连家都不敢回。据去过校长家的同学讲，校长家的厨房里堆满了水果，有人见校长夫人不开门，就将自己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这张纸贴在礼物上面，然后将礼物放在门口。我是在学习成绩第一的前提下，找到关系才能被分配到钟厂的。”

　　“当时要想从沈阳钟厂第二次买钟要等上整整100年。”杨宏伟用数字给记者讲述了沈阳钟厂当年的辉煌。她说，当年全国有四大钟厂，分别是沈阳钟厂、上海钟厂、烟台钟厂、长春钟厂，“四大钟厂”家用台式钟的年总产量在100万台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约为10亿，按每10个人组成1个家庭

　　计算，全国就有1亿个家庭，如果1个家庭从“沈阳钟厂”买完了1台“台式钟”后，想购买第二台，就要等上100年。

　　1982年，杨宏伟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转业军官。当时如果嫁妆里能有台“台式钟”，那是很有面子的事。虽然杨宏伟就在沈阳钟厂工作，但是买钟对于她来说也很难，最后她是在拿着“购钟票”，在厂长签字的前提下，花了45元等了3个月才买到手的。“说来也好笑，当时为嫁妆里能有‘台式钟’，我把婚期拖了3个月。”杨宏伟笑着说。

　　到了80年代中期，国际上流行起“石英钟”，“石英钟”不仅误差小、美观，而且不用人工上发条。为了适应市场转产，在当时沈阳市长武迪生的支持下，沈阳钟厂引进了一套日本设备，但是由于日本设备无法适应沈阳，而此时南方的个体电子钟表厂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沈阳钟厂遇到了建厂以来第一次危机，也是最大的危机。

　　进入90年代，由于经营不善，沈阳钟厂日渐没落了。杨宏伟下岗了，在一次搬家中，丈夫将杨宏伟当年最贵的嫁妆———那台金杯牌“台式钟”，以5元钱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为此杨宏伟与丈夫还吵了一架。

　　下岗后，杨宏伟卖过水果、当过保姆、批发过袜子，最后成了沈阳钟厂的代理商，也是惟一一个“厂价直销”的代理商，“门市”就设在沈阳钟厂的收发室。看着满墙挂着的钟，杨宏伟说：“无论谁买下我们工厂，我都要卖掉最后一台沈阳制造的时间机器才走!”

　　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生日礼物

　　说完沈阳钟厂的人，就要说沈阳钟厂的钟了。

　　从用途上分，沈阳钟厂生产两种钟，一种是家庭用的“台式钟”和“落地钟”；另一种是被用在车站、码头、机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工业钟。在沈阳钟厂无数个用户中，朝鲜两代最高领导人是最特殊的客户。

　　7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开进了沈阳钟厂的大院，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中山装和军装的人，这两个人非同小可，分别是朝鲜领事馆的领事和武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朝鲜的两代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与金正日准备生日礼物。

　　这可不是一般的订货，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朝鲜是少数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而且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成为送给这两位父子领导人的生日礼物指定产品的生产厂家，这不仅体现了中朝两国深厚的友谊，而且说明我国轻工业在朝鲜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为此，沈阳钟厂成立了“特别生产小组”，专门为金日成与金正日设计和生产两台特别的“落地钟”。

　　为了生产这两台特别的“落地钟”，沈阳钟厂挑选了数名技术、思想上最过硬的工人，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秘密设计和制造。

　　其实，对于“特别生产小组”来说，制造并不是最大的困难，设计什么样的“落地钟”才是最难的。最后经过3天3夜的讨论，“特别生产小组”决定生产两台同样款式的“落地钟”，两台钟高2.2米、宽0.2米、厚0.5米。同样款式不仅象征了两位领导人的父子关系，而且还说明两位领导人在我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为了突出两位领导人不同的年龄，送给金日成80岁大寿的礼物钟上刻有80朵牡丹花，而金正日50岁生日的礼物钟上则刻有50朵牡丹花。这个设计方案得到了当时我国外交部的肯定。

　　经过1个月紧张工作，两台生日礼物钟完工了。当朝鲜领事馆的领事和武官来提货时，他们被两台体现沈阳钟厂集体智慧的“落地钟”惊呆了。他们摸着完全用手工雕刻上的牡丹花说：“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据记者了解，这两台“落地钟”的机械部件全部为镀金。最让人惊叹的是，一般“落地钟”的误差在5秒，而这两台的误差不超过3秒。

　　为小平同志唱响“东方红”

　　如果说送给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生日礼物是“民用钟”的代表，那么为小平同志唱响的“东方红”则创下了工业钟之最。

　　沈阳钟厂曾经创造了新中国制钟工业的很多之最，比如它产生了全中国第一个大型四面工业钟，这个大型的工业钟就位于沈阳钟厂的顶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却没有一个会唱歌的工业钟，这一直是新中国制造业上的一个“空白”。

　　1978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当时正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此，国家轻工部决定在小平同志发动“右江”起义的南宁火车站，挂上一个会唱“东方红”的大型单面工业钟。经过对“四大钟厂”的走访，轻工部指定沈阳钟厂担负起这次历史重任，时间是3个月。其实，大型单面工业钟一直是沈阳钟厂的强项，沈阳市政府、沈阳火车站都有沈阳钟厂的作品，但是会唱“东方红”的工业钟在此之前还只是一种设想。

　　接到任务后，沈阳钟厂立即召开全厂动员大会，工人们表示一定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虽然有了决心，但是严峻的事实却摆在眼前———全国没有任何技术参照。为此，沈阳钟厂临时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研究，决定用机械打击的办法完成整个“东方红”的演奏工作。据当年直接参与研制的鞠维通说：“当时根本没有集成电路、录音芯片，用机械打击的办法是一种超前而又大胆的想法，因为人们对‘东方红’的旋律太了解了，大街小巷都在放，一旦机械打击出现丝毫的偏差，就会走音，人们立刻就会听出来，再加上这个工业钟的特殊性，出现了错误就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机械打击首先要找到机械打击的对象，普通钢板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反复琢磨，沈阳钟厂派专人到北京乐器厂购买了制作钢琴用的特制钢板，连夜用“大解放”运回沈阳。

　　会唱歌的特制钢板有了，但是谁又能让特制钢板唱响“东方红”呢？整个沈阳钟厂没有音乐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又找到了沈阳前进歌舞团打击乐名家殷成钟。殷成钟亲自到工作现场对特制钢板进行打击、调音。2个月后，会唱“东方红”的大钟真的从沈阳钟厂诞生了。

　　可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又出现了，如果会唱“东方红”的大钟在安装时出现误差，一切努力就将付诸东流。为此“沈阳钟厂”决定派专人安装，而鞠维通就在当中。经过10天的艰苦奋斗，会唱“东方红”的大钟出现在了桂林市火车站。据鞠维通回忆，试钟的第一天整个南宁市万人空巷，人们都站在火车站前等着，当“东方红”响起的时候，整个南宁市成为了欢乐的海洋。

　　其实，关于沈阳钟厂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沈阳钟厂即将成为历史的时候，记者希望这个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时间”的老厂，能够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时代商报记者杨博实习生刘剑

　　沈阳钟厂生产的产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