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包子”变成大使夫人

　　本文作者赵兰香16岁时，在红军女战士的影响下，成为甘肃陇东庆阳县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的女性。两年后，在陇东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耿飚结为伉俪。1950年，赵兰香随耿飚调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首任驻瑞典、丹麦、芬兰大使馆三秘。

　　第一位派往西方的大使

　　解放的时候我26岁，就是想工作，要好好地为建设新中国工作。只是没有想到要分配我们去做外交工作。1950年，在西安刚过了新年，耿飚就接到中央的调令，调他去北京，到外交部工作。耿飚最早的外交职务本来是驻联合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张闻天同志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可是正当他们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传来消息：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周总理就对耿飚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央决定派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任大使啦。”

　　耿飚就这样担任了首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王国公使。第二年又兼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瑞典很美，也很幸运，他们那么多年没有打过仗。瑞典这个国家是最早同我们建交的，它一直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大使。

　　王储阿道尔夫和老国王都喜欢中国的陶瓷，王储还是瑞典研究陶瓷的权威。1950年10月，王储继任国王后，我们多次晋见他，他让我们参观王宫中陈设的中国陶瓷，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二十多年前曾经到过中国，欣赏过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梅兰芳还送过他一枚自己的印章。

　　当时国王接见是不能带翻译的，我们两个都不会讲外语，那怎么行呢？耿飚就自费找瑞典人做英语教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相互纠正发音，他经常帮助我。后来，一般的对话我也能讲一点了。

　　诀窍就三个字：自信心

　　那时我也就30岁，后来人家都问：当年的“土包子”，一下变成像模像样的大使夫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诀窍吗？我说诀窍就三个字：自信心！也不是说大话，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呀。

　　我们使馆第一次举行招待会，就来了五百多位贵宾，瑞典报纸和电台报道说，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节招待会盛况空前，中国外交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外交才能。

　　招待会上，瑞典的军官问耿飚：听说大使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大概十几万吧。”问他的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个立正，给他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交了不少朋友。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让他们多了解新中国，使馆也请外长的夫人和部长的夫人来使馆坐坐，我们就招待她们，吃中国小点心，搞一些活动。

　　我们这些艰苦年代、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有什么长处呢？长处是要实干，不要官，外交官也不是官。比如说大使馆里，当时就有一位司机，他每天要送人、运输物资，一个人工作量很大，实在忙不过来。耿飚就自己带头开车，开始使馆的同志劝他，怕他失身份，也怕他出危险。其实，他在红军时期就会开汽车了。后来他自己去考试，还拿到了瑞典的驾驶执照。人家不但没有讥笑他，报纸还写他是“自己开车的大使”。

　　推开“西大门”

　　1956年，耿飚接到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回国参加党的“八大”时，毛主席曾在中南海跟他谈话。毛主席说：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很重要。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大门还不行，还应该打开西大门。

　　毛主席关于要有两个大门的思想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今天我们想一想，他考虑得太长远了。当时主席问耿飚：“你看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呢？”耿飚就说：“我们一定努力，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当时我们援助巴基斯坦灾区的粮食，不像美国一样，他们在粮袋上面都写上：“美国援助”。我们就写“中国”，巴基斯坦官员看见后，表示感谢。他们说：“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真诚支持。”1956年底，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五个邻国，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代表团抵达东巴基斯坦的达卡（现在的孟加拉国）时，飞机推迟了时间，下午六点半才到机场。飞机降落时，天已经晚了。可是我们发现机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人。达卡的官员说，欢迎的人数多达10万，是从不同的地方自发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这里站住了，变被动为主动了。

　　做缅甸华侨的工作

　　1960年，耿飚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我就在外交部人事司工作。1963年，毛主席指示派一名副外长接任驻缅甸大使，就又提到了耿飚。

　　缅甸的华侨工作非常重要。当时我国的文艺团体和体育代表团到缅甸的很多。有一次，我国的一个足球队和缅甸足球队在仰光举行比赛，许多华侨、华裔来看球，他们组成拉拉队为中国队加油，但是中国队输了。有几位华侨立即来使馆提意见，有的就讲，按照双方球队的实力来看，中国队要高于缅甸队，这是中国队有意输的球。

　　耿飚就给他们讲：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队员路途劳累，首场失利，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老华侨悄悄地告诉耿飚，有些华侨同缅甸朋友打赌，中国队赢了，缅甸朋友就输钱；这下缅甸队赢了，华侨不但输了钱，觉得脸上也无光了。

　　我们就劝他们：“这次球赛虽然输了，但我们赢得了友谊，虽然你们打赌输了，但也赢得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就问：“我们赢得了什么？”耿飚反问：“你们在缅甸安家立业，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都说是“两国长期友好”。耿飚说：“是啊，中缅两国友好，是你们最大的利益。打赌输赢算什么？在友好的环境下，才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们听后，不住地点头，有个老华侨就说：“听君一番话，老朽茅塞顿开！”

　　出使阿尔巴尼亚

　　1969年，中央又任命耿飚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总理指示耿飚：“阿尔巴尼亚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之一。你又是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

　　到了阿尔巴尼亚，我们积极开展友好工作。那是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与阿尔巴尼亚还有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特别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的问题。看到我们援助阿国的物资，那么好的钢材水泥，他们不用来搞建设，就知道到处修建纪念碑；援助的化肥，也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我们看了心疼啊。因为我们国内物资还那么紧张，兄弟党就更不应该这么做了。

　　后来耿飚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让他转报中央。毛主席看了以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后来中央调整了援阿的政策。

　　我们自己都是非常艰苦的。就在我们驻阿一年后，一天耿飚搭着椅子爬到高处修理窗帘，不慎摔下来，骨折了。使馆向国内作了紧急汇报。周总理指示，要耿飚立即乘国航飞上海，做手术。

　　耿飚手术后，原本是想回阿尔巴尼亚去的，但是周总理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任命耿飚为对外联络部部长。我也就这样从外交部调到对外联络部办公室工作。

　　1979年，我又调到中央军委秘书办公室工作，算是回到部队，直到1985年离休。

　　赵兰香(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