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专家建议” 慎入社会

　　曹林

　　国家计生政策要有大的调整了？准生“二胎”政策要松动了？这是最近不少媒体热线电话接听人员听到最多的问题， 江苏、河南等地的计生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忙不迭地澄清：目前不会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全面放开“生二 胎”——陕西的官员回应得最坚决：现行生育政策十年内不会变。

　　基于计划生育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相信不仅这三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大脑中都萦绕着这个疑问。是什么让老 百姓在这一施行了20多年的基本国策上失去了判断，让各地计生官员陷入被动的澄清和表态？

　　这一切源于最近某媒体一则题为《生“二胎”呼声渐高，专家建议推出过渡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一个场合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认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 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为代价的，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 调整就是必须的。

　　这个“专家建议”经媒体发表后，迅速被各大网站和纸媒转载，于是在舆论视觉上有了一种“政策要变”的假象—— 信息非常稀缺的老百姓也就迷糊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既不能代表专家的主流——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不同专家的观点；也没有严格 的调查数据支撑——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直接的数据联系；更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

　　在与老百姓关系如此密切的问题上，在涉及到基本国策的变动上，轻易将一个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抛向社会，这是 非常不妥的，既误导了舆论，又动摇了基本国策的公信力，更会引发整个社会对国家计生政策混乱的认识，在迷茫和不确定中 改变生育行为——正如陕西一位计生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刊发此类文章不合适。

　　在一般问题上向社会发布“专家意见”是多多益善的，既是一种专业知识的普及，又是一种科学的引导。可对于计生 政策这个敏感的公共政策，这个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基本国策，这个对于社会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还是由政府来发布各 种信息最好。

　　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的信息来源很狭窄，难以判断“专家意见”和“政府决策”的距离，常常认为“专家意见”跟 “政府决策”应该是差不了多少的，所以自然会将公开发表的“专家意见”视作“政策变动”的一种前奏。一传十，十传百， 在信息不对称的非理性传播中，国家要“全面放开生二胎”的印象就形成了。

　　而由不成熟的“专家意见”所引发的认识混乱和社会不切实际的变革期待，会对既有国策的继续坚持、正常的调研进 程和政府决策带来许多影响。

　　新闻事件：

　　2004年6月份，江苏省高级法院制定了《量刑指导规则》：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 的被告人，作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

　　四川省高级法院日前向全省法院发布“案例指导专刊”：从年初试行案例指导制度迄今，省高院已公布了10多起指 导案例，供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参考。

　　贪官要贪到多少才能获死刑？

　　刘晓蓉

　　如果200万是杀头的底线，那么，一名犯罪分子在贪到190万的时候，可能出于对杀头的恐惧而放弃进一步犯罪 的努力。

　　我们有答案(标准)吗？

　　一种观点是：有。《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司法实践中也有案例。1999年，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县长林世元因受贿10万元，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期间， 林出于求生的欲望和本能，检举揭发了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受贿线索，经查证属实，法院认为林的检举行为构成重大立功，改 判死缓。

　　另一种观点是：没有。以一些省级干部犯罪为例：2000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544.25万元，终审 判处死刑；2003年，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受贿517.1万元，终审死刑；2003年，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受贿936 万元，终审死缓；2003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1810万元，终身判处死缓。

　　受贿500多万可以死刑(胡长清、王怀忠)，900多万(丛福奎)、1800多万(李嘉廷)反而死缓，这是什 么答案(标准)？为什么贪得多的没判死刑，贪得少的反而被判了死刑？民意的考量凸显了各地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上执法标 准的不一。

　　面对困惑，民意自然而然地希望能够通过严格的规则来根绝徇私的可能性。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技术性规则寄予 厚望，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贪污1万判一年、2万判两年”的统一量刑标准在中央的默许下，地方悄然 试行。有人赞同说，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这是官方顺应民意的又一举措；也有人表示反对说，法官应该有自由裁量权。

　　“同罪不同刑”谁是受害者？

　　国家之所以要动用公正权力惩罚犯罪，是出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种考虑。特殊预防的含义在于，通过对犯罪分子 的惩罚，恢复被其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你必须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这是特殊预防所要达到的公正 。而对犯罪分子有罪必罚仅仅是公正的一部分，让罪犯承担和他的罪行相称的处罚，同样是公正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 贪污多的没判死刑，贪污少的反是死刑”是背离司法公正的。贪污受贿犯罪如此，其他犯罪亦然。“同罪不同刑”破坏的是司 法公正，损害的是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而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同罪不同刑”同样害莫大焉。所谓一般预防，即通过惩戒犯罪，让那些有犯罪企图的潜在 犯罪人打消犯罪或者进一步犯罪的念头，从而实现社会预防的目的。一般预防要达到好的效果，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公民对 于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需要在法律上承担怎样后果，有一个相对明确的预测。这种风险和收益的预测，将直接决定是否实施犯 罪以及犯罪进行的“深度”。拿贪污受贿来说，如果200万是杀头的底线，那么，一名犯罪分子在贪到190万的时候，可 能出于对杀头的恐惧而放弃进一步犯罪的“努力”。但是，“同罪不同刑”导致处罚标准的模糊，犯罪分子对于自己行为的后 果缺乏一种相对明确的预测，此时，一旦侥幸心理占据上风，滑向犯罪深渊几乎是一种必然。

　　四川和江苏的尝试得到民意肯定

　　四川省实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即法院有选择性地确定“判例”，以后相同事实的案件，在论理部分、适用法律以 及裁量幅度等方面要以“判例”为参照进行判决。此举的目的在于统一审判尺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案情相同或相近的案件适用 法律不一致的现象，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实现“公正与效率”。

　　和四川省试图用判例的方法破解“同案不同刑”不同，江苏省开出的“药方”是统一量刑规则。这是我国法院系统( 省级)首次正式发布有关量刑方面的系统指导性法律文件。发布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使法官的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有一个统一 的标准，达到“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均衡”。

　　虽然对于这些做法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四川和江苏在破解“同罪不同刑”问题上所做的尝试，民意肯定还是占了 上风，包括许多法律界人士也都给予肯定。他们认为，自由裁量权固然为法官正确履行职务所不可或缺，但自由裁量权决必须 受到限制。从现实看，由于立法技术不高，法律规定太过粗疏，我们国家法官自由裁量权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拿贪污受贿罪 来说，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可以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立即 执行，而有期徒刑又分10--20年之间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法官选择10年还是死刑，都是“合法”的———这么大的 裁量权一旦被滥用，后果可想而知。

　　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司法腐败在“合法”幌子下公然进行的现实下，通过判例法的参考作用，通过细化量刑标 准，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以防止他们胡裁妄断，尤其必要。

　　民意应当引起高层重视

　　四川和江苏的做法对于避免“同罪不同判”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同样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比如四川的“案例指导制度”，因为我们国家不承认判例法的法律渊源，所以，“判例”只具有指导性，而不具有规 定性，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须认真参考，但不能作为判决依据。如果某个法官“一意孤行”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作出判决 ，对他的制约除去通过行政上的命令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措施。

　　尤其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即使“案例指导制度”和统一量刑标准能够得到完全的贯彻，因此造成的“统一”也只是四 川或者江苏一个省范围内的“统一”，从全国范围来看，量刑仍然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

　　全国范围内的司法统一问题，“同罪不同刑”引发的司法公正问题，需要引起最高人民法院乃至全国人大重视，并在 加强立法的科学性、及时发布司法解释等方面及时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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