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的前排人生

　　本报记者薛京马昌博

　　万伯翱的名片上，印了十多种头衔，除了他的主业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主任之外，他还担任大学的客座教授、 协会理事、作协会员、报纸评论员等。

　　他还有一个没印在名片上、却被人提到最多的称谓：万里长子。"我不喜欢被人这么

称呼，非常不喜欢。谁也不能靠 老子一辈子。"万伯翱说。但是，媒体在报道他的时候，万里的名字总会一同出现。在朋友圈子里，他的绰号是"万老大"。

　　提到父亲万里时，万伯翱最常用的称呼是"老爷子"，有时候也会叫"委员长"，特别是说到一些官场旧事的时候。 万里如今已经年近九旬，万伯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不过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为我经常运动。"这位体育总 局的现任官员说。

　　回答问题时，万伯翱的话不多，他习惯于双手抱在胸前跟你说话，并且身体后仰，头部轻轻右倾，眼光游离。但面对 镜头时却极其认真。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间歇，他用手把头发努力向左侧集中，睁大了眼睛，略显紧张。毕竟已是60岁的人 ，已经开始谢顶了。

　　"国家体育总局的无形资产"

　　名人字画、与名人的合影、大大小小的参赛奖状和书籍，位于国家体育总局四楼万伯翱的办公室，被这些东西填得满 满的，墙上挂着已故著名作家李手书的"苹花书屋"。

　　他很积极地给记者介绍这些字画的由来，遇到名家手笔时就大声读出上面的题字落款。"我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无形资 产。"他颇有些自得地说。

　　"我人缘好，朋友多，有号召力。我一招呼，大家就都来了。利用这些朋友关系，举办些体育活动，能给国家体育总 局带来创收。"万伯翱进一步解释说，"搞活动一是要有投资方的投资，二是要有名人捧场。这样的活动才能搞成。"在他张 罗的活动上，经常出现的不仅有体育界名人，还有高干子弟和老帅的夫人们。投资方冲着名人的面子投资，而名人则看万伯翱 的面子出席，万伯翱在名人和投资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万伯翱的确有着极好的人缘，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不时响起，拿起话筒，他总是先来一句热情洋溢的"Hello"。 来电中有出版社约稿的，有请他帮忙办事的，有时候他会说自己和某某副部长不熟悉，但一般情况下还是爽快地应承，看上去 乐此不疲。

　　"我出的书也是这样，如果请文化界的名人来画书的封面，要五、六万或七、八万。但我这本书的封面是请王明成给 画的，不讲钱，讲交情。"万伯翱提到的书为《四十春秋》，收录了他历年写下的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休闲活动的散文和随笔。 此前他还出版过《三十春秋》、《灯下日知录》、《元戎百姓共垂竿--万伯翱钓鱼文章精选》等作品集，还写过几部影视剧 本。

　　他很得意自己开创的"体育散文"体裁，并说自己更喜欢做一个"文化人"。"我对政治不是很有兴趣。"万伯翱说 。他提到了同是高干子弟的一位现任部长，"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已故作家曹禺在为《四十春秋》写的序中这样评价万伯翱："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 ，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纯朴民风的类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也说过，"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

　　"捣蛋大王"

　　万伯翱小时候淘气而且霸道，"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他笑言 ，"这是游击队作风，我父母就是游击队。"

　　建国初期，他曾在为干部子女设立的西南军政人民小学读过书，"当时学校的校长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同志，邓朴方 是我的同学"。这个喜欢捣蛋的孩子给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在北戴河再次见到邓小平一家时，卓琳开口便说 ："万伯翱，不调皮了吧？是少先队员了，该变成好孩子了。"

　　无论多调皮，万伯翱对父亲还是畏惧的，而万里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那时一再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我从 来没用过他的红色电话，他的专用汽车我都没坐过。老爷子当铁道部部长时，有一节火车专用车，我家的一个亲戚为占便宜， 想直接上这节车，就不用买票了。但老爷子说这节车叫公务车，公务车是给部长做公务用的。私人不可以用公家的车。"

　　15岁时，万伯翱考入外贸学院预科(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他每年都要和同学们到学院房山县 劳动基地劳动，工作十分艰苦，而吃的却很差，食堂常在饭中拌老榆树叶和杏树叶让他们充饥。

　　他后来曾作诗描述当时的情况："三年房山基地苦，树叶充饥难裹腹。晨挥铁锨汗润土，晚读英语雪铺路。"

　　万伯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还算平静，整个中国虽然不断经历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还没有到惨烈的地步， 也还没有"触及灵魂"。

　　被周总理表扬

　　18岁时，万伯翱没有考上大学。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决意送这位长子到河南省西华县黄 泛区农场进行锻炼。

　　"那是1962年9月6日，距今整整42年了。"万伯翱对这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记忆犹新，"当时家里人基本上 都不同意，妈妈和奶奶认为我年龄还小，而且猛然从一个高高在上、没经过风雨的洋学生，突然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个人 到那种环境里去，肯定吃不消。到底行不行，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既然父亲已经决定了，就闯一闯吧。"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开始了下乡支援农村建设。这是团中央代表团从苏联取经带回来的经验 ，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毛泽东真正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在196 8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万伯翱下乡要比最高指示还早6年，而且一去就是10年。

　　回忆起那段往事，万伯翱对父亲表示理解。"知识青年下乡是中央的决定，他就是中央的一员。"父亲对子女的教导 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现在他要求我们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研究一下苏联是怎么垮台的。"

　　1963年春节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回家过年的心愿。万里在回信中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 快要到了，你来信问是否能回北京来探望亲人，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但为了你更好地 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

　　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当年9月，该报又以头版头条刊发了《市委书记的儿子在乡下安家落户》为题， 报道了万伯翱的事迹。他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一直到我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有老师记得报道我的那篇文章。"

　　从天堂到地狱

　　作为高干子弟，万伯翱在黄泛区劳动时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特权。"那时特权思想没现在这么严重，但是因为我的身份 ，也受到了一点照顾。"他说，"那里的农民都很客气很善良，他们让我慢慢锻炼，循序渐进，不让我猛干活。他们总说&a pos;你弄不了，我来吧'。"

　　万伯翱至今仍记得和一个农村姑娘比赛割麦子时的尴尬场面，自己使出浑身气力，依然让人家落下很远，"那距离好 比'打长途电话'，距离差得太大了，跟她说话都得打长途了。我当时羞愧难当。"不过他很快学会了 种苹果，如何剪枝，一年施几次肥，如何嫁接，都渐渐了如指掌。

　　到黄泛区的第4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万里被打倒了，关押在秦城监狱。伴随父亲的命运起伏，万伯翱一下子从下乡知青的典型，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 戴上了"刘少奇的黑样板，资本主义的小黑瓜"等帽子，被"监督劳动"。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好在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他说自己当时表现很好，事事都争个先进，"农民还是很善良的，你没有问题，他 们就不会对你太苛刻"。更重要的是，"我们家出身好，贫农出身。资本家犯了错误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就是反攻倒算， 但贫下中农犯了错误，也就是立场不稳，眼光不亮，蜕化变质。再说当时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 派'，我又不是当权派，所以没受到太大的冲击。"

　　那段时间，他结识了著名作家李，二人成为忘年交。他还结识了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后者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吃亏是福

　　在黄泛区一呆10年。1972年，万里的问题被定性为"内部问题"，万伯翱也随后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河 南大学英语系。

　　毕业后，万伯翱被分配到总参炮兵学院工作，虽然当时英语人才稀缺，但他穿上了军装却迟迟戴不上领章和帽徽，因 为当时万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

　　"四人帮"垮台后，万伯翱很快就得到了迟来的领章和帽徽，并晋升为连级军官。

　　随后万里再次复出，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那里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此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

　　万伯翱的仕途和生活也开始顺风顺水，他调入北京武警总队九支队，从基层干部干起，1986年转业时，已经是武 警部队某部的团政委了。万家四兄弟都当过兵，老大的军衔是最高的。

　　1987年，转业后的万伯翱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又调到中国体育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现 为国家体育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正局级。在万家的子女中，老四万季飞的职位最高，现任中国贸促会会长，正部级。

　　作为高干子弟，是否会得承父荫，万伯翱坦承"不能说没受益"。

　　"这得分两方面讲。一方面耳闻目睹，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熏陶，这肯定是有利的；也有不利的，反倒因为是高干子弟 ，就像刘少奇的女儿要入党，刘少奇一句她不够格，她就入不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老爷子一句让我好好锻炼，到最艰苦 的地方去。我这一去就是10年。"

　　他又补充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了，但是长远看，我也不吃亏。有人说这10年耽误了我的青春，耽误了升官， 但我觉得还是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失去了青春换来了我的工作经验，换来了写作的素材，我更加成熟了，更知道如何待人接物 了。就像马克思说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同时改造了人类，我对这一哲理体会得更深了。"

　　万伯翱说，他不看重自己的职位："我的成就感来源于写作，职位没什么。"

　　他写的大多是家庭生活和老革命家的休闲生活，在他的笔下，刻画过邓小平、贺龙、徐向前、陈锡联、罗瑞卿等人。 在为他的新书出版举办的研讨会上，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曾前来捧场。这固然得益于他独特的身份和成长环境，但万伯翱并不 愿意将在写作上的成功完全归因与此，"他们有很多人条件比我更好，但他们都没写出来啊。"

　　万伯翱的散文《我们家的香椿芽》曾获得2002年"罗庄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

　　万老大的政治观

　　如果万伯翱不是万里的儿子，也许不会到黄泛区耗费10年的光阴，也不会在文革中受到那么多的牵连。反过来说， 他也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名望。由于靠近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的前半生走向直接折射出中国的变迁。

　　但他对政治的看法却出奇的平淡。"政治是客观存在，每个人都在其中，所以谈不上喜爱或讨厌。"万伯翱这么说的 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在谈到现在的党风问题时，他才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对过去良好干群关系的留恋，但也只是点到即止 ，不愿多言。

　　与回忆旧事相比，万伯翱更愿意提及现在从事的工作，他喜欢说自己"推动了体育总局的一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组织中国的优秀教练员援外，目的地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援外教练工作始于1957年，迄今已向世界11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教练员2400多人次，分布在26 个体育项目上。教练员们在国外的工作，不仅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发展，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过去我们援外多是出 于政治需要，现在我在人力资源中心进行改革，真正的让它符合市场规则。"

　　"符合市场规则"的重要一点，就是按市场需求走出国门并站得住脚。2003年4月28日，北京SARS闹得最 凶的时候，万伯翱主持仪式将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练送往墨西哥。"在那种情况要组织教练出国确实有困难，但我总是有 办法的。"他说。万伯翱为此两次前往墨西哥，与该国体育部长面谈，促使墨西哥方面最终决定全部由中国教练执教。中国的 援外教练在各国都站住了脚，支援吉布提的艺术体操教练，得到了该国总统和总理的接见，被授予骑士勋章，并得到了非常高 的评价："你们40天的工作超过了我们几年的外交努力。"

　　万伯翱为自己推行的这个援外计划兴奋不已，并坦承60岁的自己"还是有一些改革的观念和勇气"。

　　"我的工作跟政治紧密相关，还跟外交有关。"万伯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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