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审议治安处罚法 警察权力行使成焦点

　　本报讯（记者廖卫华 郭晓军）10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如何加强治安管理的同时规范警察权力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参与审议的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认为，《草

案》与《条例》相比，对人权保障有更多关注，是立法一大进步。

　　列席大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律师表示，《草案》体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立法理念和原则，但仍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警察权力设置的约束不够，二是强制措施的设置存在明显不当之处。他说，《草案》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而不是强调警察有多大的管理权力。

　　《草案》第1条规定本法是为了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韩德云认为，应把保护公共秩序放在前面。

　　委员们还认为，《草案》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过于宽泛，对私权则过多干预。

　　审议意见：“我更倾向于叫治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本报讯 （记者廖卫华）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委员介绍，他所在小组审议《草案》时非常热烈，委员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一些权力该不该归公安机关管辖；二是希望这部法律不仅要约束违反者，同时也应约束执行机关的权力，应该形成一个双向的约束机制。

　　郑功成说，“多数委员不同意这个法律的名称，一些委员认为应叫治安管理法，而我本人则更倾向于叫治安法。”

　　郑功成指出，《草案》应该处理好4方面的关系。

　　一是罪与非罪的关系。

　　郑功成认为，雇主强迫雇员长时间劳动，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旧社会的“包身工”现象，应该上升到刑法的高度来规范，而《草案》只是罚钱了事，这起不到保障劳动者权利和打击犯罪的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惩治违法者与保障违法者权利的关系。虽然这个法案主要是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但是，这些违法者的正当权利同样需要得到保护，保护的途径应该是通过约束执法机构，在《草案》中规定执法者的责任条款。

　　三是要处理好法与情的关系。郑功成委员称，《草案》所针对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邻里、亲戚之间的纠纷，草案应该以化解矛盾为主，在一些处罚手段方面要把握分寸，不要激化矛盾。

　　四是要处理好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关系。郑功成说，应该保障人民群众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

　　“对公民权利保护不够”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

　　本报讯 （记者廖卫华） 列席大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律师认为，《草案》抓住了警察权力过大这一主要问题，和如何平衡警察权力行使和公民权益的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服从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这个目标。但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警察权力约束不够；一是强制措施设置存在明显不当。

　　韩德云表示，现行《草案》对警察权力设置的约束不够，有一些权力基本没有约束。《草案》新增了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种类，但对处罚新增种类的规定不全。特别是在行政拘留的种类上没有具体规定。“比如，行政拘留通常不应限制被处罚人的通讯权，但刑事拘留中是限制通讯的，《草案》没有对行政拘留种类做出规定，导致实际上行政拘留等同刑事拘留的形式情况出现，加重了对当事人的处罚。”

　　韩德云认为，《草案》强制措施的设置存在明显不当。他举例说，草案规定对在重大体育赛事的闹事者，可以勒令12个月不准进入场地，这其实就是变相处罚，有些过了。他认为这样的处罚设置不宜放到《草案》，应当由其他法律来处置。此外，强制措施应该是针对现行的、突发性的、现场的特定行为，比如对广场静坐、非法聚会等，可以采取强行驱散和强行带离。比如在公共集会时，有人扬言要爆炸，可以强行带离，但禁止他1至15天内进入该场所就不是强制措施，而演变为一种变相处罚。

　　韩律师还认为，草案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设置不够。

　　第24条规定所有人有做证义务，但没有规定不被强制做证的权利。此外，草案设置了强制传唤权，赋予警察可用警械强制传唤。但是《草案》缺乏对此的相应约束和法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会因为这一条遇到侵犯，这一条也容易被公安机关滥用形成对公民的人格侮辱。

　　最后是法律后果方面，他建议草案规定如果警察处罚不当，包括使用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