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背景下的中国官员

　　《小康》记者 赵奕 报道

　　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外来投资最多的地方，FDI值史无前例地达到了535.05亿美元，接近位于第二名的美国两倍，同时也连续11年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外资流入，在为中国经济输血，而在这一过程中，外国企业家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似

乎不可避免。对于他们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就意味着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次体味。

　　而展望2038年，改革开放6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7年，中国能否持续保持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执政者的成长。　

　　官员培植的投资热土

　　有资料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对跨国公司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增长迅速，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已经有约四百家企业在华投资了二千多个项目。

　　上述迹象表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是有信心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庞大，这块处女地有望成为近二十年来，最有潜力的投资天堂。跨国公司出于他们经营战略的考虑，必须进入中国。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耗费十多年的时间，历经艰难，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过程表明了中国政府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加强贸易往来的决心。

　　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是官员们挂在口头的一句套话，而是与工作业绩紧密相连。经济抓得好坏，每年GDP的高低，即便不能直接决定主政官员的升迁任免，干得不好，也是关乎“面子”的事情。

　　这种来自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压力，让官员们自然而然和外商之间有一种亲近感。

　　从最早在广东等改革开放发端之地，政府对外商实施的“三来一补”政策；到最近，外国投资者参与到“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外资与中国主政者的决策越来越合拍。中国官员制定的政策所指，就是外商的利益所向。

　　然而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当投资环境不足以吸引外资的时候，以官员为主导的引资则变成一厢情愿。

　　外资的引进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总目标被层层分解，然后落实到个人，招商引资成为各级官员，特别是中低层官员的绩效考核的硬杠杠，直接关系到他们收入。

　　在江西省南部的某个县，记者发现虽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优惠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但是开发区还是一片荒草。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外商来了很多，又走了很多，在对这里考察了以后，并不满意。然而外商的冷淡没有冲淡官员的热情，政府公务员一如既往地被派往各地参加展会，吸引外资，几乎倾巢出动。

　　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屡见不鲜。一位台商告诉记者，他在中国进行考察时，某市的领导亲自为他打点住宿、竟然还准备洗脚水，对商人的至诚打动了他，他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投资。

　　中国是一块投资的热土，姑且不论官员们是主动或者被动地来面对国外投资者。外资要想在中国的经营中有所作为，势必与官员打好交道，他们是各方面资源的垄断者，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官员自身也是“投资环境”

　　今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一次投资洽谈会上，一位美国官员在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商人非常看好中国大市场，但是过去美国人更愿意把钱投到德国、荷兰等欧洲市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商人觉得，中国很多事情不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办的，他们担心预期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不敢到中国来投资。

　　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商人对中国的“偏见”。对于外国商人来说，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有一个巨大市场，想要有所动作时，“水有多深”成了必须考问自己的问题。

　　这次厦门的投资洽谈会，当地媒体称，“许多外国客商的眼神是疑惑的、探寻性的。”不少外国人来到知识产权投诉台，探听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了什么切实有效的措施，正版软件到底有多少市场，到中国投资有什么保障等等。

　　一位政府官员及律师干脆直白地说出了他们的担忧。德国罗德及合伙人集团的李飞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中国给人的印象是法律缺乏透明度，外国商人不得不靠“君子协定”，而不是按法律来办事。

　　事实上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已经习惯聘用中国问题专家和试图找到进入市场的灰色渠道。中国正在经历其经济体制的变革，此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的再分配，官员的作用显而易见。

　　由于政策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意方式和公司利润，如何与官员们打交道，已经成为外国商人的一项课题。

　　外国投资家表示，虽然中国能够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价格也非常便宜，但是中国没有准确的“游戏规则”，外商必须和中国官员保持私下的交情来面对这一局面，他们甚至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很刺激”。

　　法律框架的制定是中国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事情，专家认为，它已经成为制约外来投资进一步增长的瓶颈。

　　此前，中国各地政府优惠政策已经到了“恶性竞争”的局面，从“三年三减免”到“五年五减免”，有的地方甚至土地是免费提供，官员们对外来投资的追逐还不是很理性，他们把外商投资简单化了。

　　也许东芝投资杭州的例子能够说明外商在这一领域的考虑。去年，这个耗费40亿元的项目，东芝公司着力打造的全球IT制造中心，在众多中国城市中，东芝公司选择了杭州。杭州的办公成本在近几年飞速增长，劳动力的价格也是中国最贵的之一。但是东芝考察的课题还包括当地地理优势，科研能力，政策环境，配套工厂等等。

　　东芝公司选择也许没有错，2004年9月福布斯杂志“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推出，杭州位列第一。上海、广州、深圳、北京这些理想中的“备选项”，一一落选。福布斯声称：榜单将推动境内外资本对于中国投资地点的重新审视，也将有利于中国城市寻找自身定位并日益完善投资环境。

　　“寻找城市定位，完善投资环境”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它代表着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官员提出的新要求。

　　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官员

　　如果说，搭建一个为外商服务的平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作；那么，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则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官员需要尽快完善的地方。

　　中国政府为了使官员尽快实现这一转变，开始公派干部出国留学。

　　2000年8月，鲁勇被北京市政府选派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研修。回国后，他开始担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刚到哈佛大学时，肯尼迪政府学院有的人对鲁勇也是多少有些怀疑的：他会不会像往常的中国官员一样，是来养养神儿、学点词儿、认点人儿、带张皮儿(指培训证书)。但鲁勇用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疯狂的学习劲头，改变了这些人的印象。

　　他甚至在哈佛做过两次专题演讲，其中一次的题目是“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5个基点”。“当我流利地用英文完成这个演讲后，几位老教授满意地冲我点头”。

　　越来越多像鲁勇这样的官员来到美国深造，他们由中国政府派出，回国后即成为官员队伍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批人。

　　近20年间，中国官员的变化是飞速的。他们从穿清一色的中山装到今天穿名牌西装，从依赖翻译谈判到自己能操满口流利的英语，从举止生涩到学会用国际社会流行的语言包装自己的讲话，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已经逐渐具有比较丰富的国际经验，早已非复当年“吴下阿蒙”。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奥尔多纳斯就说：“中国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王传丽教授曾经强调说：“在国际市场上，一切只能按照规则办事。特别是WTO成立以后，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化解为法律问题、俗称游戏规则，能否熟悉规则、掌握规则、运用规则是一个官员是否成熟的表现。”

　　虽然，国际化还无法成为一个量化标准，如同GDP一般来考核官员，不过业已成为一种潜在的要求。

　　李大西是美国五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助理，当他和记者谈起中国官员的素质时盛赞有加，他觉得中国官员的“视野非常开放，幽默，很会跳舞，还有很好的歌喉。”官员们在外来投资者面前保持了一种风采。

　　然而这种“风采”还停留在个人魅力上，现阶段的中国政府，让他们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还不太实际，因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大量繁复的工作需要完成，大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小到每个政府官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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