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 欧美“制造”

　　《小康》记者　李远夫 报道

　　在我们称为世纪之交的这些年头里，从中央到地方都悄然兴起了党政官员海外培训的风潮。这些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的官员陆续从海外归来后，大都会被委以重任。

　　一份资料显示，到2008年，北京市80%以上的区县局级领导班子至少将有1至2名经过

国(境)外培训的领导干部。而上海、广东、广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也竞相启动官员培训计划，大批党政官员分期分批出国(境)参加相关的培训。据介绍，中组部干部教育局更于2003年直接推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在5年时间内，选派近300名地方和中央官员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接受国际化的MPA培训。

　　KSG以“为21世纪准备领导人”而闻名，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 Edward Cunning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哈佛有必要尽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对官员进行培训，这是转型中国的一种必然选择。

　　转型期的选择　

　　以往，党政官员培养基本上立足国内，派遣留学生、交换访问学者和邀请外国专家往往只集中于经济和科技领域。因为中国官员向来讲究“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几乎没有经过专业技能教育，而更多地依靠传统经验，尤其是行政权威进行管理。一般官员技能的培训主要有两种：各级政府举办的培训班，多由党组织进行，但并不系统化，政治学习重于专业教育；此外就是大学进行的管理培训项目，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技能培训。但现在中国正面临双重的艰难转型，政府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服务型政府，同时还要应对全球化对政府职能的挑战。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的一批官员对中国经济模型的构建作用极大，那么，如今中国官员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事务管理，首选则是西方国家。在北京市，出国(境)参加学习培训的官员就分别被派往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士等地，培训机构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华威大学、德国的柏林经济学院、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等14家。

　　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曾经满腹狐疑：官员的领导才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吗？通过学习，他认识到中国的政府机构权力过大、责任也太重，而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等弊病的普遍存在，影响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科学决策。哈佛归来后，王天义力求使自己在处理政府事务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希望将一个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董藩教授曾经对党政官员出国培训做过一些调查。他说，“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是一种基本素质的培养。”党政领导干部的这些素质会在工作中慢慢体现出来，影响周围的人，培训的效果将得到复制和进一步扩大。

　　中国官员的出国(境)培训热潮在中央作出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之后更加声势浩荡。中央的这一决定提出，从2003年起，利用5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他们5年内必须参加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学习。

　　针对以往的官员培训课程重意识形态、轻知识培训这一特点，中央在2003年明确强调，要突出抓好能力建设，加强对各级各类干部以创新能力为核心、以胜任本职工作为目标的相关能力的培养。用董藩教授的话说：“干部缺什么，出国就培训什么；干部回来干什么，出国就培训什么。”

　　海外培训不是“万灵药”

　　中共临沂市委书记李群是山东省2000年5月实施的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的书，讲述他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的海外培训经历，期间，他还给美国市长当了3个月助理。这些经历，对他回国后的施政理念和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这股官员海外培训潮，有关人士分析，这是国家的一种战略举措，并可能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这一进程能否为2038年的中国带来大批“合格”的政府官员和先进的管理政府事务的理念。

　　和李群一样，不少经过海外培训的中国官员都“收获颇丰”，并在工作实践中见到了效果。但同时，官员们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的学习成果因为要适应原有的国情、省情及所在单位的思维惯性，新知识的运用往往大打折扣。

　　“虽然所学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我还得用以前的老办法，因为体制和环境不允许。”有位培训归来的官员说。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官员热衷从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技术，这无可厚非，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加以提倡。但海外培训并非“万灵药”，有一点必须注意到：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性，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只能本国“制造”。一位副部级高官就曾经语重心长地寄望即将赴海外受训的官员，毕业回来后要“软着陆”，运用新知识“一定要结合国情和单位实情”。

　　专家说，短期出国培训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为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一种，其作用只在于打开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官员对政府的责任、权力意识可以有更深地了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念、原则在具体的国情中怎么运用，需要中国官员们长时间去思考、去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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