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贩毒的"游戏规则":甘肃毒品状况调查(2)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

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记者，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记者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万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

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

　恐怖分子以毒养战

让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张立峰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张立峰说。

兰州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吴锦林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兰州某著名手抓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逐步解决中国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毒害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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