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学术宪章解决不了学术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殊/北京报道

　　学术腐败，包括有些学术不端，不能只靠学术界来解决;要靠法治，从政治文明上来解决

　　日前，教育部出台了 《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学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教育部官

员称，“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一规范抵制各种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维护高校共同体的国内国际形象。”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规范》的制定历时3年。学界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宪章”，但也有人对它能否切实解决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袁振国。

　　《规范》解决不了学术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制定这个《规范》是不是说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也认为学术界的问题比较严重了？

　　袁振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制定《规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一个成果。《规范》的制定是一项基础性建设,是为了规范学术行为、形成良好学术氛围、维护学者利益和提高学术质量,从而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多,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突出,从反面促进了《规范》的制定。

　　《瞭望东方周刊》:邹承鲁院士估计自然科学界的学术腐败行为达到10%,何祚庥院士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超过10%。对学术腐败的比例,你有没有一个估计？

　　袁振国:两位院士如此说，表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关切和强调。我想学术不端行为普遍一些，学术腐败毕竟还是很少数。

　　《瞭望东方周刊》:《规范》的颁布对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能起什么作用？

　　袁振国:学术不端是我们着力要去解决的,学术腐败的问题,实事求是讲，这个《规范》是解决不了的。学术规范的颁布，首先是在中国学术史上解决了一个有没有的问题。健全法制的第一步是有法可依,但要完全遵纪守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瞭望东方周刊》: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很难解决？

　　袁振国:不能这么说，这是一个过程。从教育部到学校，再到学术委员会，都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学校在新生进校时就讲这个问题。《规范》发布以后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也说明人们都在共同关心和建立良好的学术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教育系统本身可以解决学术不端的问题么？

　　袁振国:那不可能，学术不端是社会问题在学术界的反应，社会上的利益驱动，荣誉驱动，包括职称、工资、待遇都和学术有关系。学术腐败，包括有些学术不端，不能只靠学术界来解决，要靠法治，从政治文明上来解决。同时，学术文明也富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

　　朱苏立、北航事件不算学术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朱苏力事件”是不是有学术腐败成分在里面？

　　袁振国:那件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要扯到一块儿，对那件事情可以作为另一个话题讨论，我认为关键是怎么加强研究生录取制度建设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北航事件”属于什么问题？我们在处理学术腐败上有没有进入到司法程序？

　　袁振国:北航事件不是学术的问题，是招生过程中的问题，现在不仅归教育部管，也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什么叫学术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问题。

　　学术不端的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的学术不端行为具体表现在哪里？

　　袁振国:我觉得不端行为有几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引用别人成果,必须有一个注明,怎么注法,有一个会不会、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有些同学、有些学者在做论文时引用别人的观点没有注明,他不是有意剽窃别人的思想成果。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但出于利益的原因，出于荣誉或其他的原因，有意地违反规范。技术层面关键是要解决懂不懂的问题，道德层面关键是要解决愿不愿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制度的问题,很多的事情只靠道德、只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规定,要有程序,要有奖惩措施。

　　第四个层面是内容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抄袭,什么叫抄袭,引用观点,引用到什么程度叫抄袭,引用多少叫抄袭。如果从技术上讲，引用观点要注明,那么我引用你半本书,我注明是你的,这还叫引用吗？这应该有一个规定，但这个规定也是困难的。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区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

　　袁振国:学术不端主要是个体出于利益的驱动、荣誉的驱动、岗位的需要，为取得个人的成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学术腐败在我看来,是以权谋私,利用他已有的影响力,利用他的权势，在评审过程中变相地受贿索贿，利用他的权力找其他人写文章署上他自己的名字。另外,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到处兼职，到处拿钱,他哪有那么多的精力,这就是属于学术腐败行为。

　　当前要做五项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说目前规范学术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话，那么新的法规应该怎么制定？

　　袁振国:我们认为有几项工作应该抓紧进行，一个是制定学术规范细则；第二个是制定惩治不端行为的办法;第三个是确定学术规范好的优秀刊物、优秀出版物;第四是在优秀研究成果的评选过程中，把遵守学术规范作为先决条件;第五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申报过程中注意对申报者学术行为的审查。这些工作，我们鼓励学校和有关机构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先做起来，教育部立即做这些事可能条件上尚未成熟。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条件不成熟呢？有哪些为难之处？

　　袁振国:鼓励学校来做是因为,制定细则也好，制定惩治不端行为或腐败行为的具体办法也好,由每一所学校来做更可行。这是一个很严肃很复杂的事情,适用的对象、范围越广，难度就越大。学校的行为只适用于一个学校,针对性强,难度大大缩小。其次，如果由教育部制定的话,既然制定了你就要执行，但教育部不能成为一个执法机构,如果教育部来回答每一个具体问题，解决每一个学术不端问题,就要有一整套的执法系统。教育部不可能为这件事情从上至下成立一个系统。而学校可以根据行政许可,在校内进行行政处罚。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现在不能单靠自律来解决问题，你认为我们的制度建设是不是跟不上？

　　袁振国:需要两方面共同努力。可能制度的建设往往总是滞后的。实际上，现在制度的建设是各个方面同时展开的。比如很多学校越来越明确论文评审制度。拿我们的科研项目来说，以前申报项目是请专家来评审，现在通过公开招标的办法，透明度越来越高，评审程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