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不用“读经”两字(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9日10:00 东南快报

　　今年4月蒋庆先生编纂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在文化界重新引发了对传统儒学及教育理念的激辩，而在民间则悄然兴起了一股“读经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群众团体协会竞出，真可谓震动庙堂与江湖了。此风之起，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些是显而易见的，即当今之际，人们在财富面前迷茫了，拜金拜物，躁动不安，信仰危机。病症已明，处方各异，蒋庆先生开出了一张祖传秘方“读经”。古方无能医今病寻本溯源说读经

　　蒋先生冠书名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从选目看，实则为儒学经典，他反复论述及多次访谈均把儒学解读为“心理之学，良知之学”，显然，蒋先生倡导的“读经”是力图规复明代王阳明的“心学”。那么，国学回归仅是经学的传承吗？什么才是真正的医“病”良“方”？解答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读经”在中华文化史上是个有专门指向意义的名词，即谈儒学经典。儒学产生于先秦，汉代把“经”与“学”联系起来，赋予“儒学”普遍永恒意义。从此，出现了以若干部确定的儒家经典为对象，进行专门阐释的学术体系，并且贯穿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直至“四”。

　　大体说，“经”是儒家早期基本典籍，或晚出的足以代圣人立言的著作，“经”是封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无上的思想权威，可以作为裁定是非的标准。“经”法定为官学课本，知识分子只能读经明经，参加考试才有出路。西汉认定《诗》、《书》、《礼》、《易》、《春秋》，足以代表圣人思想，列入官学。尤其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五部经典完全脱离了一般古代文献地位，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法典，高高在上。

　　由此可见，在汉代，先秦的儒典不是“经”，先秦的儒学不是经学，先秦有子学而无经学，经学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学。

汉代经学泯灭人文精神

　　经学始于汉代，也毁于汉代。

　　先秦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显学，它生动活泼，富于创新意味与挑战精神，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这些经汉代经学改造后，丧失殆尽，代之以冷冰冰的僵硬教条，并且充满神秘感，皇帝成为政教合一的化身，经学大师既是政治官僚，又是学术权威，读经的知识分子卷入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的旋涡中。

　　东汉的政治黑暗与腐败，经学难辞其咎。汉代经学泯灭了儒学的人文精神，三纲五常教条从道义与政治双管齐下，严重束缚了人性发展，窒息了民族的自由创造精神，读经使人从小培养成为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使得中华民族出现了可怕的人性异化，两汉经学在魏晋南北朝“非汤武而卑周孔”的思想大纲中被卑视，愚弄，践踏，扫进历史的垃圾箱，留下了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唐宋程朱理学扼杀激情

　　唐代是个思想多元、发奋进取的朝代，唐太宗也曾利用政权的威力下令拯救支离破碎的经学，然而读书人重诗赋不重经学。在外来文化（佛学）的冲击下，经学在概念判断，逻辑推理和精神分析等方面都暴露出学术贫乏，读经之人纷纷改换门庭，出现了所谓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人才，皆归释氏”的局面。

　　宋代因程朱理学产生，经学始有新局面，能吸纳多家学派融为一体，具有思辨性，建构起本体论，有着完整的哲学体系，然而理学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其腐朽性，僵死性极其严重。八股取士，科场程式对读经者割脑控心，强化礼教，巩固宗法等级秩序，“存天理，灭人欲”，实行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给封建社会后期造成了两个恶果，大兴文字狱与思想犯罪。无数充满创造激情的青春与生命被扼杀。明清一味读经有害无益

　　明朝的经学表现形式为理学的发展，有王阳明的“心学”。读经人一味呆坐室内清谈务虚，“格心性”，“致良知”，不管业务经济，不问耕稼牧畜，更不论行军战备，主张“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旦天下危急，知识界束手无策，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指责心学要为明朝灭亡这一天翻地覆的灾难负责，是有道理的。

　　清朝获得了一次与世界先进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然而统治者又一次提倡读经，并且结合文字狱，把知识分子赶进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去。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利用经学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经学的腐朽无用。对鸦片战争后的危局，张之洞等一批经学家是最开明的了，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并且身体力行，但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洋务运动及其指导思想再次灰飞烟灭。事实告诉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味读经有害无益。20世纪当代新儒应运而生

　　20世纪初，“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对经学的最后、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有两次回光返照，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以“玄学”面目出现的经学向科学挑战的“科玄论战”，为时极短，因日本军国主义入侵而停息。影响较大的一次应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一股复兴儒家思潮。

　　原来七八十年代的东方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都出现了经济和技术腾飞。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相当多的学者从文化比较入手寻找根源，认为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威权政治与自由经济联姻的“东方企业精神”（又称为儒家资本主义），其核心正是被中国冷落了多年的儒家思想。据说，日本企业家涩责经常身带孔子的《论语》，把“现代化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作为自己的目标，新加坡在经济腾飞、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各种传媒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台湾及海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复兴儒学的文化思潮，一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有时也称之为“第三期儒学”或“儒学第三期发展（先秦原始儒学为第一期，宋明新儒家为第二期）。”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一批老年学者及一大批有着强烈民族使命感、学贯中西、政治开明的海外华裔青年学者。他们的经学渊源，远者可追溯到章太炎、梁启超，近者则是”五四“以来的梁漱暝、冯友兰、熊十力等人。

　　然而善因却没有善果，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极具破坏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当代新儒家们寄予厚望的东方企业精神画上了句号。21世纪修身养性探寻本源

　　经学不是简单地等同儒学，经学是把儒学中的一些东西教条化、僵硬化的学问，它是由封建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与封建社会相始终，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经学的消亡是必然的，不要指望它能对当今之世有所补救。实践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民间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倡导读经，他们是善良的，也没有恢复经学之意。然而读经是与经学共生而存在于中华文化史上的。今天重新倡导读经，难免勾起知识分子的历史回忆，那是沉痛的记忆，“五四”先贤若有知，也断不会赞成。不用“读经”两字好吗？

　　传统要继承，传统文化要谈，但最好寻本溯源、回归原典。也许造物主眷顾人类，与苏格拉底、耶酥、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同一时代，东方活跃着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一大批哲人，这种现象被世界文明史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他们的睿智哲思充满着人文关怀，具有恒久不变的普遍价值，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人生价值观，儒、墨、道并无太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