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坛巨星张国荣到普通大学生，悲惨的自杀故事经常会走进你的视线。在中国，自杀已经成为国人第五大主要死因，是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今年9月10日是第二个世界预防自杀日。自杀干预，再次成为拯救生命的希望焦点。
自杀干预应运崛起
翟书涛，南京危机干预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自杀研究的专家之一。作为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翟书涛曾经获得国际自杀预防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1991年，从德国汉堡国际自杀协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回来后，翟书涛下定决心亲手建立一个危机干预中心。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被登记在114查号台上。但是，危机干预热线常出现冷热不均的状态，多时每天会有几十个电话，少时可能只有几个。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国内的自杀干预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SARS危机暴发后，中国社会突然发现了对人们心理危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也就是从那时起，自杀干预在各地纷纷出现，沉寂十几年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2002年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京郊回龙观医院宣告成立。在2003年9月10日──世界第一个自杀预防日，山西省第一条自杀救助热线开通。2004年3月23日，南京市脑科医院挂牌成立了心理危机医疗救治中心，150名医护人员组成了集早期干预、紧急救助、后期治疗为一体的自杀干预中心。4月9日，安徽省首个心理危机干预门诊在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开诊。同月，重庆市开通首条24小时生命救助热线，对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提供心理帮助，截至目前，热线已接到咨询电话1700余个，并成功挽救了百余条生命。5月25日，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式成立，心理援助热线同时开通。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与物质依赖司官员何赛·博托路特说，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已认识到预防自杀的公共卫生重要性，并积极开展有效的自杀预防活动。
中国自杀问题严重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在全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3.6%。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相对高的自杀率表现出了一种迥异的特征：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即全国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其他国家的自杀和自杀未遂者中90%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因精神障碍而自杀的人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自杀者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冲动自杀而并非真正想死，造成死亡的结果是因为所使用的自杀工具的致命性很高(比如农药)，加上农村地区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急救服务。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把自杀当作罪恶相比，东方文明对自杀行为比较宽容，而舍生取义的利他性自杀更被视作典范。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人们往往把自杀当作一种以死抗争的手段。虽然63%的自杀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但仅仅有7%的自杀者在死前曾求助过心理医生。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以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人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可想而知，但只有极少数人会想到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高文斌博士介绍说，心理咨询是一种科学性很强的心理疾病治疗手段，心理医生不仅仅是作为患者的倾听者，在谈话中开导患者，更重要的职责是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测量，而从这种规范的测量结果中，大部分的精神疾患是能够得以确定的，其中也包括患者的自杀倾向。
民间干预呼唤参与
与国外比较完善的自杀干预机制相比，国内热线还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缺乏行动上的强制抢救手段。除了干预效果有限外，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研究和实施工作，同时政府也缺乏对这方面的财政支持，从而大大影响了工作的成效。他们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自杀干预机制。
目前我国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多数尚处于自发状态。他们一般通过自学和经验掌握救助自杀者的技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坚持挽救生命，那种精神让人感动。每个双休日的南京长江大桥上都会有一个中年人手举一个牌子，在大桥的南堡和北堡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牌子上写着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免费心理咨询。牌子做成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形，扛着这颗心的人，名叫陈思。陈思平时在南京开小店，到了周末就跑到大桥上救助自杀者。目前陈思的义举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回应，一些大学教授也参与进来，周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一些教授经常和他相聚在桥上，相互交流。一些志愿者也加入了陈思的义举，共同抢救轻生者。
类似的热心者还有北戴河的郭春香，她开设的春香旅馆因抢救自杀者被称为北戴河第二11 0。
在上海，浦东公利医院培训了首批自杀干预志愿者。今年8月21日下午，他们意外地进行了第一次自杀干预的实战演练，成功疏导了一位割腕自杀的女患者。陈思在《大桥日记》中心痛地写道：就短短的8秒钟从上面跳到地上，他就永远地消失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请珍爱自己的生命！请珍爱他人的生命！(沈闰州)(责任编辑:吕哲)(来源：半月谈/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