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风雨十五年 中国青基会已走出风波阴影

　　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设立15周年的日子。主办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表示,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庆祝和纪念活动。

　　15年来,“希望工程”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累计募集海内外资金逾24亿元人民币。

　　“希望工程”已是善意和希望的代名词，不但承载着国人的道德良知,其历经的追捧与质疑更成为非营利基金会组织在中国运行的一个缩影。

　　自2002年“希望工程”风波爆发之后，国人由众口一词的高调追捧突变为质疑和追问。中国青基会称之为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

　　2003年，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对青基会200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随后，团中央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我在1997年就已经看到‘希望工程’的风险,如果说‘希望工程’现在是90分，再做,顶多再加一两分;但是一不小心出了问题,说不定就是零分。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十分慎重。”

　　10月23日,“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做出如上表述。

　　走出“风暴眼”

　　9岁的靖明和一家6口人挤在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而这间屋子就搭在北京大兴区垃圾中转站的北角。靖家原籍安徽，9年前的洪水淹没了所有家当，一家人便来到北京讨生活,靠捡垃圾为生。

　　2004年1月,刚刚走出风波阴影的中国青基会推出了救助失学农民工子女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靖家4个孩子成为首批幸运者之一。而目前全国大约还有100万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处于失学状态。

　　“做一件事要有定力。我有信心把‘希望工程’做得更好。”徐永光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2004年是“希望工程”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他说，除了继续帮助农村贫困孩子读小学、中学外，下一步还要让农民子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促进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中国青基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在贫困农村地区建立“希望小学”到在中学、大学设立“希望之星”奖学金,15年来，“希望工程”累计救助2742000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建成“希望小学”11500余所,“希望之星”奖学金已资助奖励了123790名农村优秀中学生、大学生。

　　据调查机构对全国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随机抽样调查，93.9%的居民知道“希望工程”；63.5%的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组织过“希望工程”劝募活动。

　　“希望工程15年的捐款,也就是在上海修3公里地铁的钱。但是我们把它用到了最需要用的地方。”徐永光说。

　　“不检点是要下地狱的”

　　徐永光并不讳言，1997年他曾在上海“希望工程”会议上说过，到20世纪末,他要结束这项工程。而整个社会对“希望工程”已经苛刻到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的地步。

　　针对青基会的公信力遭到质疑，徐永光认为,这是向“希望工程”泼污水。

　　质疑最初由香港媒体引发：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发表了题为《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

　　2002年2月，香港《明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青基会违规投资，造成希望工程捐款损失。

　　“我经常讲,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腐败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我和青基会要是有一点不检点,那是要下地狱的！”徐永光说。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希望工程”风波爆发之后，中国青基会做出了很多努力挽回影响。

　　2002年12月27日,青基会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署“希望工程”资助款项划拨的合作协议，通过农行将捐款直接划拨至受助人，杜绝了一些有意或者无意使捐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问题。

　　从2003年1月1日起，希望工程启用了由财政部统一样式、统一监(印)制的捐赠专用收据。

　　“我们现在的财务制度很严,我们的‘一支笔’制度落实得很好,中国青基会现在要出一分钱都必须有顾晓今秘书长签字，要出一个字都必须由常务副秘书长涂猛签字。”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陈燕云说。

　　徐永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全年中国青基会募款7000万元人民币，而今年至9月底已达到了7500万。

　　“如果没有恶意的负面报道，捐款还会更多。可喜的是，大机构的捐款在增加，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捐赠比较多。”他说。

　　基金会的发展与社会监督

　　事实上，中国不少基金会的发展都面临着财务管理问题的困扰。

　　据媒体报道,有的基金会被骗走资金,有的基金会会计、出纳挪用公款,有的投资决策出现失误，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邓国胜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基金会缺乏问责机制，更缺乏对社会交代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2003年5月28日,广州市公证处受理了一起很特殊的法律公证，一方是捐款人龙辉，另一方是广东省青基会。龙辉向希望工程捐出20万元在西藏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考虑到降低捐款的使用风险，他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监督捐款的使用情况。这是全国第一次有捐款人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协议提出公证要求。

　　邓国胜认为，龙辉此举不仅反映了公众监督意识的提高，也说明目前中国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

　　“从1994年开始，我们与中国青基会合作10年了，共向‘希望工程’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在运作过程中,我们也会跟青基会制订一个协议，这笔钱到底用于做什么，建了几所学校，这些学校是什么样的规模，入学的孩子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传播与公共事务部总监杨伯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美国，全国慈善信息局每年会向社会公布它所做的关于各基金会的调查，内容包括捐款数额、项目花费等，而在中国还几乎没有这样的机构帮助公众评估和监督基金会。”杨伯宁对此表示遗憾。

　　困扰中国基金会组织发展的更大问题还有:缺钱和缺人。

　　邓国胜博士解释说，这表示一些基金会的组织能力不足，不但没有能力去募款，更没有能力去吸收优秀的志愿者去做募款、设计项目。

　　“这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基金会的制度性缺陷。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税收政策和登记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都制约了基金会的发展。”

　　“希望工程”15年,恰逢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而对中国基金会的审视事实上刚刚开始。-

　　“希望工程”简介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活动，是一项民间发起的公益事业。

　　中国教育经费缺口很大，贫困地区尤甚。全国6-14周岁的学龄少儿中，有3000多万人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其中84%在农村。每年因贫困而失学者达上百万人。

　　1989年10月17日，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张胜利等11名失学儿童接受了由团中央颁发的《资助就读证》。此后，团中央于1989年10月30日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建立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其宗旨为：取诸社会，建立基金，公诸社会，造福孩子。同年，团中央向全国发起“希望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见习记者李瑞先/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