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正龙
10月28日在广州举行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女性》报告会上，清华大学的刘书林教授说，“中国是全球女性解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女性享有最多权利和自由的国家”。笔者希望这是事实，但对刘教授的观点有颇多疑问。
中国女性是否享有最多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基本上属于农业大国，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妇女对自己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未必都了如指掌，而且在农村，妇女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家庭暴力、拐卖妇女、就业歧视、女童辍学、抛弃女婴、买卖婚姻等，都让我们对“全球第一”的权利和自由表示怀疑。也许，在刘教授耳闻目睹的中国女性中，大多是自由的、解放的。如果刘教授没有对中国各个阶层妇女进行深入地接触和客观公正地分析，只凭主观经验发议论，就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
提出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要让它站得住脚，就需要深入论证。按照刘教授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当天，就从法律上承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并规定妇女与男子有同等选举权。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比较，就可显示出意义。美国1776年建国，到1920年妇女才拥有选举权，期间相隔144年；法国1789年革命成功，其后妇女长期被列为消极公民，至1945年方有平等选举权，拖延156年；英国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至妇女参与选举，时间更长，历时288年。”刘教授的这些论述，只能说明中国妇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拥有法律上的选举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的“最解放”和“最自由”。
由此我想到专家应该怎样说话和说什么样的话的问题。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许多绕不开的问题逐渐显山露水，需要直面和解决。这里当然包括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仅凭主观经验作出判断甚至作些廉价的颂歌，听起来倒是悦耳，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倒是容易麻痹人的思想。这样无助于解决问题的“专家意见”，越是引起轰动，其负面效应越大。专家说话不能一味追求“妙语连珠”和轰动效应，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专家的职责不是去唱赞歌，而是通过自己的“望、闻、问、切”发现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并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专家的专业素养和掌握信息资源的优势，使公众对专业的发言寄予厚望。人们寄望于专家出来说话，说有用的话，能解决问题的话。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敢于批判社会的人，而专家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因此，专家的本质就是不媚时，即所谓不媚时是为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