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成立55周年纪念日，此间，曾经担任过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孙鸿烈院士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咨询报告都是院士精心挑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花费大量心血通过调研才能形成，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递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说法，这影响到了院士们的热情。为此，孙鸿烈建议对院士提供的国家决策咨询应建立回复问责机制。
自己的声音能够得到高层回应对院士来讲是一种职业荣誉，很显然，孙院士是站在院士群体的立场上来说这番话的。为本群体的利益立言———这似乎天经地义，但对于担“大爱”之责的院士来讲，仅仅为本群体立言就显得很“狭爱”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最顶尖的知识精英、作为大师，院士更应该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把“公共表达”放在首位，此之谓“大爱”。
就咨询报告的问题，不仅仅院士在做着这样的事，不同群体的许多人都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了某种利益诉求而向政府上书进言，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比如说河南农民王幸福针对“暴力征税”的调查报告，比如说中南大学女大学生曹裕寄给温总理的农民问题调查报告，再比如“孙志刚案”中的三博士上书等等。当然了，他们是幸运的，自己的“咨询报告”得到了回复，可很多人的报告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这有没有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呢？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所以，针对“得不到回复”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孙院士是应该超越本群体的职业荣誉来谈“对公民提供的建议应建立回复问责机制”的———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大师的“大爱”。
说到底，这是一个身份和话语权的问题。相比于院士，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院士的咨询报告没有得到回复，孙院士就可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这个话题提起来，呼吁有关部门建立什么什么机制，可平头老百姓就不行了，遇到这种事只能干着急———所以他们是需要代言人的，代他们表达利益。谁来代言呢？当然是有话语权的人，这就要求那些有话语权身份的人，比如说院士、经济学家等，能够有“大爱”，能够为更多没有话语权的人代言。
作者：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