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11月3日电19年合作，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花不少，结果不多”。会上大家热烈拥护，会后各打算盘，真“动”的不多。长江流域合作的经历凸显区域合作亟待突破体制“瓶颈”与利益短视。
正在此间召开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2次会议上，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细说了长江流域合作的“动”与“不动”。他介绍，“抓专题、促联合”是协调会成立以来的
主要方针之一，本想以流域内城市共同关注的问题为纽带，将沿岸29个城市串联在一起，但收效有限。两年前的第11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展、信息、旅游、商贸合作等8个专题，合作发展得很不平衡。除了以“中国·长江”网站为核心的信息专题开展得较为红火外，其他专题要么因为涉及面广，协调困难，行动很慢；要么由于重视不够，根本没有动。譬如受大家共同关注的专题“保卫母亲河”，在武汉会议上得到长江沿岸各城市的热烈拥护，但4年过去了，至今几无进展。
区域合作为何吆喝、表态多，真正破题行动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陈宣庆分析说，这主要是受到了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体制、机制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下的不同诉求导致利益冲突。现行的体制是行政经济区管理模式，这与流域经济合作对体制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而且，长江流域在管理上涉及部门多、内在矛盾多，解决的难度大。同时，由于长江流域跨度太大，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从上游的攀枝花，到下游的舟山，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力不同，利益诉求自然不同，这也增加了区域合作的难度。因此，在有些专题合作上，产生了“两头通，中间堵”的尴尬局面。
眼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日益凸现。随着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资源配置的时空距离大为缩短。在此背景下，一个城市发展好坏、快慢与其所处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在区域合作中，当务之急除了体制破题外，不同利益主体间更需“风物长宜放眼量”，突破行政区域利益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