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三条罪状被“双规”，坊间传言，姜人杰的涉案金额从9000万到1.4亿不等。(11月3日《新闻周报》)
据说，姜中杰有望成为江苏省建国以来腐败涉案金额最大的落马贪官，这一点尚未得到权威部门的最终证实。但有一点已经成了定论：姜中杰的落马终结了苏州“百官共廉”的神话。
就在一年前，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了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所谓“百官共廉”是指：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近一百个“一把手”，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参见200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当初，有权威人士指出，“百官共廉”的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创制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其中包括：“一是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二是引进市场机制，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达到公平；三是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广大干部的廉政自觉性……”据报道，早在90年代，苏州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会计委派制，建立了工程建筑有形市场，而苏州工业园区也一直在大胆借鉴新加坡的廉政经验……
然而，姜中杰的落马让以上辉煌的一切都裂成了碎片。我无意单凭姜中杰一人的腐败否定整个苏州干部队伍的廉洁，我所关注的是：其实，当人们沉浸在“百官共廉”的美好风景中的同时，一个又一个制度上的“腐败风险点”早已显现在大家面前。
“权力集中”是第一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宣称“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的时候，2001年上任的姜中杰却一人包揽了城市规划、建设、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多项工作；在苏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姜中杰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陷入了“高风险”的境地。
“官商一体”是第二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着力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身为副市长的姜中杰却同时兼任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苏州最大的“商人”。经验恰恰证明，公共权力一旦介入市场竞争，各种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就变成了官商交换利益的工具，“红顶商人”也就成为处于风头浪尖的“危险人物”。
“监督乏力”是第三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宣传“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达到公平”的时候，处于苏州市政界权力核心圈的姜中杰似乎总是处于权力监督的视野之外，姜中杰无论是挪用上千万的资金还是在在土地审批、工程招标等市场过程中大搞权力寻租，都没有受到来自于公权机关的任何监督。
这些“风险点”并非苏州一地的专利，只是“百官共廉”的美好景象遮盖了人们的眼睛。然而，冷酷的事实证明，只要这些制度上的“风险点”存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绝迹，腐败官员会前赴后继地登场。
只要这些制度上的“风险点”存在，“百官共廉”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在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不完善的人性总要将掌权者拖入腐败的泥潭。
只要这些制度上的“风险点”存在，“百官共廉”就很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假象；那些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一张张腐烂丑恶的嘴脸。
因此，在制度完善之前，我们最好不要相信“百官共廉”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