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援华工作缺陷揭秘：部分专家水平低下

　　今年是中苏建交55周年，本文则以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援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剖析。

　　不能严格遵守协定的派遣时间

　　不能严格遵守双方协定的专家派遣时间，是苏联援华工作中存在的第一个不足。这个

不足的第一种情形就是有些专家实际报到的时间比协定规定的报到时间要晚。

　　1958年初，中国方面请求派遣112名专家，为此双方曾经签订过相应的合同，可是截至1959年2月12日只有78名专家到达了中国，其余的专家，苏联外交部远东局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说：“正在挑选之中。”

　　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专家派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1954年1月苏联文化部、苏联卫生部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没有遵守政府所确定的派遣苏联专家的时限。在科技合作领域也同样如此。1958年科技合作领域只派遣了应当派遣的苏联专家和科学家人数的一半不到，他们通常比规定的报到期限晚了很长时间才抵达中国。

　　在经济合作领域，专家的挑选和派遣，通常是由苏联的两个外贸公司来办理的，这两个外贸公司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所属的“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和“全苏重工业产品出口公司”。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办处在自己的信件、季度报告和电报中，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了必须尽快研究并调整安排好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去这项工作。但是，大量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无线电设备专家彼得罗夫应当于1958年第二季度抵达成都784工厂，可是他直到1958年12月4日才抵达，晚了6个月。“在他抵达工厂之后，弄清楚了：他应当来帮助开发的那个产品已经开发出来了并且不再需要专家了。因此，中国同志提出将彼得罗夫同志调回苏联的申请。1959年2月他回了苏联”。

　　195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通过中国驻莫斯科的商务代办处提出了一份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方面于1958年第二季度派遣2名苏联专家到包头钢铁公司：1名金属结构工程师和1名卫生技术设备安装工程师。“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中国机构所提出的请求直到1958年9月才被讨论研究。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办处四次同国家委员会领导人斯卡奇科夫同志和日德科夫同志交涉，并且请求相应的联合公司挑选并派遣上述2名专家。但是，全苏重工业产品出口联合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所有的请求都始终是给予一个答复：‘专家正在挑选之中，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另行通知’。中国同志提出需要这2名专家的请求已经有一年了，可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1名工程技术专家应当于1958年第3季度抵达西安市847号工厂，可是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一直到1959年1月底才派遣他。”有时，尽管中苏双方签订了协议，但是有些专家就是不能按时到中国的企业报到，这给中国方面的相应机构的工作造成了耽搁。“1名研究钛矿的工程师，规定他应该于1958年8月来到中国，可是到1959年5月他仍然没有抵达中国。根据1958年10月21日第857／5合同5名应派遣的专家没有抵达中国”。鉴于专家梅德韦杰夫生病并返回苏联去了，中国方面请求于1958年第二季度另外给他们派遣1名专家。“但是，代办处机关一直到1959年1月才回忆起中国同志的请求。目前，上述的工厂已经不需要这位专家了，因为中国同志自己费了很大的工夫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苏联专家不能按时到中国报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有些专家比预定到达中国的时间来得要早，比这个或者那个工程需要他们的时间来得要早。“1959年1月和2月通过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一个由7人组成的专家小组抵达成都市776工厂为开发新产品提供技术援助。但是，在他们来到工厂之后，才弄清楚生产产品的技术文件和技术资料还没有从苏联传过来，虽然派遣这些专家到中国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切尔诺乌索夫同志清楚这一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技术文件和技术资料还没有到工厂，那么为什么要派遣这些专家。代办处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失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可是他们却没有及时地通知上述的苏联主管部门从而以便在这种情况下暂时将专家们滞留在苏联一段时间”。

　　部分专家业务技能水平低，不适合来华工作

　　苏联方面还出现了派遣一些专业技能不符合所从事的工作的苏联专家来华的情况。

　　“比如，中国同志请求派遣一名精通工厂的电热能动力、蒸汽、煤气方面工作的专家到包头市447厂工作，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于1958年8月31日派遣了在苏联只是一名修理发动机的车间主任、仅为电气技术员的科捷利尼科夫为专家。苏联专家沃尔科夫和费多托夫在莫斯科的时候向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的工作人员扎格里亚德斯基阐述了他们反对派遣科捷利尼科夫到中国去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听进去。现在中国同志提出了将科捷利尼科夫同志调回苏联的问题……第451／4合同的附件1规定派遣一名精通燃料仪器设备的工程师专家到中国去。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立刻派遣了2名专家卡列林同志和罗特费尔德同志，而取代原定的1名专家。还可以列举出其他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苏联方面在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方面做得还不够好。这些违规行为，损害了我们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心目中的威信。”

　　不仅经济合作领域出现了这种不足，而且在其他的苏联专家组中也出现了这种不足，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1956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苏联红十字会驻北京的医院的问题。据苏联大使馆公使参赞洛马金证实，“被派到医院工作的人员专业技能水平不高。医院没有一位教授级大夫。常常是中国医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比我们医生的专业技能水平高。不仅如此，而且苏联红十字会干部局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专业技术不相称的医生派遣到了中国，而且可能是出于对被派遣人员的家庭生活的考虑，往往同时派遣出夫妻俩，尽管妻子就其素质来说不适合于这种医院的工作。这种情况又大大地降低了被派往苏联红十字会驻北京的医院去工作的我们专家的质量。”

　　个别专家人品低劣、道德败坏

　　在众多的援华苏联专家当中，还发生了个别人员因为道德败坏而被遣送回国的情形。仅经济领域的苏联专家组，在1956年上半年由于“品行不轨”就有18人被遣返回苏联，在1958年由于违反行为准则就有20多人被遣返回苏联，在1959年的2个月时间里就有7人因为违反行为准则而被遣返回苏联。

　　仅1958年就发生了77起因为这些不足而导致的不良事件，苏联驻华大使馆认为援华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种种不足严重地贬低了苏联在受援国家及其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徐元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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