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据说中国人富起来了。富起来了，当然好。可富起来了干什么呢？过去说“饱暖思淫欲”，现在是要奢侈，再俗气点说，就是要过排场的生活。于是，“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南京几大高档商场在今年下半年突然对这些价格不菲的奢侈品起了极大的兴趣”。而据说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和上海、北京、杭州、深
圳甚至青岛、哈尔滨相比”，“南京人对于奢侈品消费的意识觉醒”虽然“有点晚，但这并不影响到它在南京的生长的速度，而这已经带来了南京奢侈品消费时代的悄然来临”。（11月2日《江南时报》）
哇噻！南京要奢侈了，南京可以奢侈了。南京某高档商场的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不是出现了一个‘富人’阶层，如果不是有这个市场，南京的奢侈品消费时代估计还在10年之后，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出现，我们发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正在快速地显示出来。南京其实可以一样奢侈，像香港，像上海。”
此番说活，显然是要张扬少数人的奢侈。虽然我没有理由干涉少数人在有了大把钞票之后一些合法的奢侈行为。甚至富人们合法的奢侈行为不应受到人们过多的非难。但我仍然认为替少数人的奢侈行为去张扬不合适，不论是就做人而言，还是依国情来论，都没有张扬奢侈的理由。
再穷的社会，也有人奢侈。就看我们“张扬”什么，如何引导。白居易看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也看到了穿着绫罗绸缎的官府的家丁，但你从他的诗中看到的是对穷人的怜悯悲叹，而看不到诗人去为官府的奢侈张扬。杜甫看到了“朱门酒肉臭”，但他更看到了“路有冻死骨”。而你从杜甫的诗中也绝对看不到他在张扬当时社会“朱门”的奢侈，看到的只是他在字里行间对那奢侈的谴责。
从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南京部分商场虽然大量引入奢侈品，也还是担心会引发观念冲突。而媒体也承认：对于青少年来说，奢侈品的过多进入会导致他们产生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认为“那才是我应当要穿的衣服”。由此可见，且不说我们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且不说张扬奢侈会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即使是从社会的进步而言，从我们越来越认可的以人为本、注重人道主义关怀来说，我们也不应去张扬奢侈，而是更要“悲天悯人”，要有理性地生活。（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