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法官没义务干判案之外的事

　　邹高翔

　　这几天，一股强烈的愤懑感充塞着我的胸膛，因为一则报道让我无法释怀：贵阳市白云区法院今年年仅38岁的女法官蒋庆，1991年担任审判长时判处16岁的抢劫犯赵湘阳有期徒刑12年。赵到少管所服刑后，蒋庆不但前去探望，还不断写信鼓励他积极改造。赵回信说：“要把刑期变学期”，2001年因减刑提前刑满释放的第二天，便来到法院在蒋庆面前长跪不

起。但赵找工作受挫，重新回到其社交圈子受一番“教育”后，对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到蒋庆身上。今年5月12日，赵窜到蒋庆家中，索要钱财被拒竟拔刀将蒋庆杀害。8月27日，被判死刑的赵伏法。(见《法制日报》10月28日报道)

　　让我扼腕叹息的，不仅为一名帮教工作者的离去，更为一名纯粹的法官的殒落。蒋庆办公桌上裂成几块的玻璃板压着一张纸，是她自书的为人警言“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她埋头审案16年，无一错案，无一次接受请吃。领导动员她参加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她推辞的理由是：“只要司法公正，法官就是最大的官。”把法律视为毕生的信仰，把法官职业视为无尚崇高，我想，这就是蒋庆淡泊名利的动力。

　　诚然，马克思说过“法官的上司只能是法律”。眼下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也定位在“最大的官是法官，最大的长是审判长”。司法权的被动性决定法官无须抛头露面，由神父着装演化而来的一袭黑袍，寓意法官职业的神圣与俗世的距离。然而，不食人间烟火如蒋庆者，判案时仍难免遭遇条子招呼，判案之余还要承担中国特色的帮教职责。我相信，蒋庆对关工委组织的帮教活动不会有怨言；我也相信，判案后不接触劣性难除的赵湘阳，她就一定能免遭其毒手。但我更相信，衡量一个法官的最好依据，是他所发出的判决书，而不是他探望自己判决的罪犯的次数！

　　在英美，当事人除了开庭是见不到法官的，事务性工作统统由法官助理料理，法官只管最关键的核查证据、认定事实、作出判决。法官深居简出远离公众视线，不仅是为安全着想，更是出于职业信念：回避一切可能影响公正判决的因素。法官只给当事人留下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不会传递任何个人资料。相比之下，蒋庆的办公室是不是太容易进了？蒋庆的家是不是太容易找了？

　　法官被抓丁去干份外活的例子太多了，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将法院视为行政机关的习惯思维，会令法官去征兵征粮拆迁抓计生，这种做法已普遍地遭到诟病。然而，出于儒家“重道厌讼”思想千百年来的浸淫，我们重视道德教化到了不惜与法治精神冲突的地步。我们认为，似乎法官才是罪犯最好的灵魂工程师，于是，违背审判规律的“帮教”应运而生。其实，法官惩恶扬善的道德教育功能，已经融进庄重的开庭，融进判决书。法官没有法定义务去干判案之外的事———法官自己何尝不清楚，但他们无法拒绝那些差事。

　　十年帮教的成效，不如一帮狐朋狗友的撺掇，这不是蒋庆的失败，而是专门监管机关改造罪犯的失败。即使没有蒋庆被害事件，将法官职业回归到“相对神秘性”的本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为中国的法治进程计，法官在本职工作之外劳心劳力又流血的悲剧，实在不能再上演了。（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