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名大学生村官生态调查

　　该村党支部书记孙翠花承认当初对大学生村官的到来很不以为然。“我以为又是驻队的，来弄啥呀？”孙说。但蒋的努力征服了村里人。如今，该村村支部因修路被拆，“无家可归”的蒋卫东被村支书请进家里暂住。

　　“我应该是被接纳了吧。”蒋卫东笑了。

　　与蒋相比，王铁梁和侯秋华这对“夫妻村官”对农村的融入更为彻底。

　　报考村官前，丈夫是汝州五高教师，妻子也有带课经历。王铁梁称自己回村拥有“地利”之便——他本人的籍贯就是纸坊乡长阜街村（分为长东和长西两个行政村）。录用后，“上面”有意将他们夫妻二人安排在长东和长西。

　　58岁的王现成老汉当初对王铁梁返回农村颇为不解。“读完大学又回来，对农业又不了解，能有多大的作为？”王老汉说。但接下来的两件事让他刮目相看。

　　一件是王铁梁推荐的微肥“磷酸二氢钾”让老汉邻居的菜一亩地比别人多收入千把块；二是王铁梁夫妇创新的“圈养羊”模式，解决了长阜街村多年克服不了的“散养羊”对庄稼的危害。

　　村官王似阳到汝州市王寨乡怯庄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后，为怯庄村争来了修建铁路专用线的项目，并从外地筹措引进资金50万元，弥补了资金缺口；另一对“夫妻村官”卢克文、刘红菊都是学畜牧专业的，有奶牛饲养经验，他们利用此优势引导农民养牛，短期内就发展了一批“养牛帮”……

　　在汝州市一份“报喜”的材料中，记者注意到一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村干部自今年4月份入村工作以来，共帮扶新上项目296个，协调筹措资金210多万元，协助创办高效农业基地103个，修建村村通公路78公里，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1000余件。

　　遗憾的是，在这份材料中，记者没能见到“忧”的一面。不过，一位大学生村官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有些“同行”的动机值得商榷，比如借机休整自己或期待提干等等，“他们的作为和走向值得观察”。

　　对于大学生村官半年来的表现，汝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很满意”。“最起码，没有一例开小差的。”一位负责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官员表示。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其长期性、连贯性是否拥有制度性的支持和保障，吸引着众多关注的目光。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表示，他本人有理由认为，平顶山市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至于合不合适，不取决于领导意志，而是取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张志伟表示，“现在看来，该项工作的先进性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当然还要注意执行效果，不变形，不走样。”

　　据了解，目前平顶山市有关方面已经初步构建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雏形。在市、县（市）、区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分别成立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大管办），乡级也有对口人员，专门负责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和培训。

　　汝州市大管办主任任建中表示，市里对大学生村官给予了高度重视，给予该办公室5个人的编制名额，隶属市委组织部。

　　据任建中介绍，除了在报名、选拔、统筹分派和考核办法等方面已有章可循外，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村官的政治、经济待遇已被制度化。“只有利益得到保证，大学生村官才会干得踏实起劲。”任说。

　　政治待遇方面，大学生村官除了能担任村支部副书记或村主任助理外，特别优秀的还能担任党支部书记，或依照法定选举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一职；任满3年，有突出业绩，经组织考核符合条件的，可以给予副科、正科甚至副县的待遇；如果乡镇机关缺编录用公务员时，原则上优先从选派到村任职满3年的非在职优秀大学生村官中考录。

　　经济待遇同样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据知情人士透露，大学生村官中在职工作人员，由原单位保留职级、编制和待遇，同时享受一定补助（现在按每月100元执行）；其他被选用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市、县（市）、乡财政分别按30%、40%和30%的比例负担其工资待遇。大专文凭现有工资是474元（不含100元的补助），本科文凭执行的标准是每月499元。并且一定要“坚持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

　　当地有关人士介绍说，吃财政饭是很多大学生最终选择做村官的重要原因。再说，一月五六百元，在当地也算不错的工资待遇。

　　大学生村官某种范围和某种意义上的盛行，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命题——“村官职业化”。一段时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大转型，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给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日趋老龄化，这是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克服的问题之一。”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说，“农村基层组织急需新鲜血液来补充。”

　　有关专家表示，农村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正日渐受到其自身诟病的制约，比如宗族、家族矛盾，知识结构贫乏，再比如工作方法简单、组织纪律性差等，很多农村的班子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的要求。

　　“我们就是把大学生当成一粒粒质地饱满的种子，投到农村去。”汝州市有关官员说。

　　汝州市小屯镇党委副书记范文杰长期主抓农村工作，对农村工作的“野路子”深有感触。“对农民村官只能是同志加兄弟，主打感情牌，他们都有自留地，闹不好就能撂挑子。”范文杰说，“但大学生村官则不同，他们吃着财政的饭，组织纪律性强，凭制度就能管理得很好。”

　　但对“村官职业化”的提法，众多被采访者不置可否。

　　一方面，大学生村官是政府公选出来的“干部”，吃国家财政饭，但显然他们又不能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另一方面，跟拥有自留地的村官们相比，他们又有着质的区别。“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就是一种职业，拿钱干这份工作。”一位大学生村官说。

　　“村官职业化”同样会遇到政策和法律上的难题。比如，在我国农村实行的都是村民自治，这种“空降”村官的做法，现在看来仍然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还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必须是户口在本村的村民才能担任。如果有些大学生村官能更胜任这一角色，就必须把户口迁入任职的村，这就与村官的临时性身份发生了矛盾。

　　汝州市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面”的长远目标是每个村普及两到三名大学生村官。果真如此，大学生村官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