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生村官生态调查：待遇具有相当吸引力

　　2004年10月27日清晨，深秋的天空麻利地洒过几滴雨，很快就放晴了。

　　这种天气恰似杜占营的心情。一觉醒来，躺在村支部简陋床铺上的他又开始信心十足地琢磨起未来。此前一天，杜刚刚通过汝州市委组织部门的半年考核。据一位参加考核的工作人员讲，谈起半年来的遭际，杜占营的心情一度阴郁，甚至当众落泪。

　　作为汝州市现有300多名大学生村官中唯一的村党支部书记，杜占营的眼泪包含着多重意味。

　　杜占营今年30岁，是汝州市339名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现任汝州市纸坊乡车渠村党支部书记。文静的面孔加上一副眼镜，杜给人的印象不像“纯正”血统的村官。

　　“一看就是个教书的。”村民们的眼神很毒，曾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身份。杜占营毕业于平顶山师专，英语专业，曾在汝州市职业中专和第五高中教过学，并有过五高教务主任等履历。“孩子四岁了，妻子很贤惠”，照理说，杜占营的日子家常而温馨。但平静的生活里，杜的内心深处总是隐隐有一种冲动。

　　2003年10月下旬，汝州市委欲“选拔大专以上学历优秀青年到农村任职”的消息传到杜占营的耳中，杜选择了报名。2004年3月底被下派车渠村，任村党支部副书记。

　　谈起进村后经历，杜一阵唏嘘。据纸坊乡一位工作人员讲，车渠村是当地有名的“十年乱村”。由于宗族、家族矛盾积怨颇深，加上村里各派利益之争长期纠缠不清，基层工作非常难做。杜就是在这样的“地盘”开始了他的村官之旅。

　　“当时俺一看是个年轻人，又是教书的，想着肯定不咋着。”村民杜老虎很直爽地表达了自己对杜的第一印象，“教书和干农村工作根本不是一码事嘛。”

　　一张单人竹床，两张旧桌，三条板凳，几乎直来直去地勾勒出杜占营住室里的全部线条。坐在床头，杜坦言，刚入村时确实经历过一阵迷茫。但既然来了，就要留下。他用勤快的脚步很快打动了村民，并在处理一些农村纠纷中逐步展露出“大学生”的水准。

　　“对大学生村官来说，能融进农村并被村民接纳和认可非常重要。”杜说，“当然这一过程会很艰难。”

　　2004年8月26日，杜被“非常规”地任命为车渠村党支部书记，成了村里的一把手，在同批大学生村官中，他是“独家”。“这也是全汝州市基层组织建设的一次突破。”汝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事后如此评价。

　　杜占营没让有关方面失望。据了解，长期以来，一直困惑车渠村的主要是村里400亩河滩耕地的利益之争，杜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顶着压力甚至威胁将地收回，并采用招标的形式承包出去，为村里赚得了20多万元的承包费。随后成立由8个村民组成的理财小组，负责管理这笔经费。

　　“手里不沾钱，就凭这一点俺就佩服。”理财小组组长刘运奇老汉感叹。

　　杜占营并不是孤独进村，汝州市300多名大学生做村官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个平顶山大学生村官工程的一部分。

　　就在记者赶到汝州市的当日(10月27日)，该市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称，选拔第二批大学生村官(1000名)的报名工作已经于当天开始，咨询电话“一上午就没闲下来”。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案头，记者瞅见了刚刚送达不久的《中共平顶山市委关于选拔第二批大学生村干部的意见》。

　　“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选拔是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的。”这位工作人员说。

　　2003年10月，中共平顶山市委以罕见的姿态下发了《关于选拔大专以上学历优秀青年到农村任职的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为每个行政村公开选拔1名大学生村官。“无论执行的结果如何，该《意见》在平顶山市基层组织建设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平顶山市有关官员评价说。

　　来自平顶山市委组织部的消息称，市里作出这种决定，主要是为了切实改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及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并称，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经过了“充分酝酿”。

　　截至2004年二三月份，整个平顶山市公开选拔的第一批967名大学生村官，被分别选派到农村任职。全市10个县(市)区中，舞阳市、新华区等5个市、区实现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而在全市范围内，大学生村官在行政村中的覆盖率也达到36.8%。这其中，仅汝州市就有大学生村官339名，占第一批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进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说，“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还有严格的选拔程序。”

　　按照平顶山市有关文件规定，选拔对象包括全市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以及尚未就业的优秀青年。其中，具体人群的条件要求稍有差别，但有一点是“硬件”：必须具有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以上学历。“大学生村官”正是由此而得名。

　　据张志伟介绍，接下来的选拔也很严格。经过笔试、面试、考查并按一定比例淘汰后公示，最终经各级组织部门下发选用通知书，一个大学生村官才算正式“出炉”。

　　下派大学生中，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一般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预备党员或非党员，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村委会副主任级)职务。据介绍，汝州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中，副支书31人(后一人被任命为村支书)，村主任助理208名。

　　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大学生进村事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可见一斑。但知情人士称，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吃紧以及择业观念的更新，也为大学生群体最终选择走向农村提供了很大的推力。据了解，汝州339名大学生村官中，非在职人员182名，其中未就业大学生169名。

　　“毕竟糊口是第一要求。”一位大学生村官坦率地说，“就相当于拿钱替人干活一样。再说，农村也不见得就没有机会。”

　　天之骄子与村官，如今这两个具有巨大落差的概念被捏合在一起。

　　但余下的路，艰辛而漫长。来自家庭、村落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异样眼神，让他们迈向农村的步履显得异常吃力。

　　在汝州，蒋卫东有些特别。蒋今年35岁，毕业于华东冶金学院，在同一批村官中，他属于不折不扣的“高龄”村官(大学生村官报名的年龄上限是35岁)。报名前蒋曾是平顶山科技局主任科员，正科级，是全汝州市级别最高的村官。妻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女儿读小学，日子过得四平八稳。

　　蒋做村官的想法，一度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反对，但最终没有拗过蒋的坚持。接受采访时，蒋坦承电视剧《村官郭秀明》对他影响很大。“机关里成天坐着，农村的工作很具体，也很有挑战性。”蒋说。

　　蒋卫东最终被选派到小屯镇张庄村，位于当地著名的45里虎狼爬岭上，到处是碎石乱岗，村里不富裕，鲜见一幢两层的建筑。蒋忐忑进村，干起了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角色。

　　“刚开始确实作过难。”蒋说。不过蒋卫东很快就把“要想富，快修路”的公式活学活用地套给了张庄。今年9月份，通过蒋的积极筹资和村里人的努力，一条1.5公里长的水泥路很快修成，昔日贫旧的村落被牢牢“焊接”在一条公路干道上。

　　记者注意到，那条蜿蜒的水泥小道很是狭窄，部分路段连会车都是问题，但一些蹲在路边的村民连声说“很满足”。

　　蒋卫东的努力同样赢得了家人的理解。张庄离平顶山市约60公里，蒋每周末回一趟家，星期一准时赶回镇里开会。为此，每星期一清晨，妻子都会为他定好5点半的闹钟，用铃声给他敦促，并为丈夫祈福。

　　与“大龄”大学生村官们相比，陌生的面孔、琐碎的工作和清苦的日子，更容易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带来思想上的波动与惶恐。毕竟，十年寒窗后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就走向农村，这种选择着实透出几分“残酷”。

　　据有关人士介绍，在不少刚毕业大学生村官中，他们最初的失落感很强烈，特别是第一个月，随后会逐步适应，有人称之为“满月效应”。

　　呼远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是汝州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中最小的一位。1983年2月出生的他成长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呼德辉现任汝州市某局副局长，母亲在汝州剧院工作。呼远征怎么也没去想，大学毕业后会以“村官”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从业之旅。但他最终还是走进了尚庄乡米庙村。

　　“开始很迷茫，大学同学多数留在郑州，待遇也很高，相比之下那个失落劲儿就别提了。”呼远征说。加上农村的工作自己无从下手，他一度非常恐惧。父亲告诫并勉励他：拿人家工资不能不去，要学会自己去适应。“没有父母的支持我坚持不到今天。”呼远征说。

　　他选择了留下，并开始艰难地融入农村节奏。

　　大学生村官的进村，在汝州的广大村落中引起了骚动。过往，“见多识广”的村干部和村民们早已对驻村、驻队、挂职等概念有些麻木，对大学生村官的质疑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一回好像有点不一样。”小屯镇张庄村村民蔡银江说，“过去驻村的人吃住两天就跑了，现在这个不一样，能长期吃苦耐劳地住下来，清(当地土语)是一个村官。”蔡对蒋卫东的修路举动赞不绝口。

　　该村党支部书记孙翠花承认当初对大学生村官的到来很不以为然。“我以为又是驻队的，来弄啥呀？”孙说。但蒋的努力征服了村里人。如今，该村村支部因修路被拆，“无家可归”的蒋卫东被村支书请进家里暂住。

　　“我应该是被接纳了吧。”蒋卫东笑了。

　　与蒋相比，王铁梁和侯秋华这对“夫妻村官”对农村的融入更为彻底。

　　报考村官前，丈夫是汝州五高教师，妻子也有带课经历。王铁梁称自己回村拥有“地利”之便——他本人的籍贯就是纸坊乡长阜街村(分为长东和长西两个行政村)。录用后，“上面”有意将他们夫妻二人安排在长东和长西。

　　58岁的王现成老汉当初对王铁梁返回农村颇为不解。“读完大学又回来，对农业又不了解，能有多大的作为？”王老汉说。但接下来的两件事让他刮目相看。

　　一件是王铁梁推荐的微肥“磷酸二氢钾”让老汉邻居的菜一亩地比别人多收入千把块；二是王铁梁夫妇创新的“圈养羊”模式，解决了长阜街村多年克服不了的“散养羊”对庄稼的危害。

　　村官王似阳到汝州市王寨乡怯庄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后，为怯庄村争来了修建铁路专用线的项目，并从外地筹措引进资金50万元，弥补了资金缺口；另一对“夫妻村官”卢克文、刘红菊都是学畜牧专业的，有奶牛饲养经验，他们利用此优势引导农民养牛，短期内就发展了一批“养牛帮”……

　　在汝州市一份“报喜”的材料中，记者注意到一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村干部自今年4月份入村工作以来，共帮扶新上项目296个，协调筹措资金210多万元，协助创办高效农业基地103个，修建村村通公路78公里，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1000余件。

　　遗憾的是，在这份材料中，记者没能见到“忧”的一面。不过，一位大学生村官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有些“同行”的动机值得商榷，比如借机休整自己或期待提干等等，“他们的作为和走向值得观察”。

　　对于大学生村官半年来的表现，汝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很满意”。“最起码，没有一例开小差的。”一位负责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官员表示。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其长期性、连贯性是否拥有制度性的支持和保障，吸引着众多关注的目光。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表示，他本人有理由认为，平顶山市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至于合不合适，不取决于领导意志，而是取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张志伟表示，“现在看来，该项工作的先进性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当然还要注意执行效果，不变形，不走样。”

　　据了解，目前平顶山市有关方面已经初步构建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雏形。在市、县(市)、区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分别成立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大管办)，乡级也有对口人员，专门负责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和培训。

　　汝州市大管办主任任建中表示，市里对大学生村官给予了高度重视，给予该办公室5个人的编制名额，隶属市委组织部。

　　据任建中介绍，除了在报名、选拔、统筹分派和考核办法等方面已有章可循外，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村官的政治、经济待遇已被制度化。“只有利益得到保证，大学生村官才会干得踏实起劲。”任说。

　　政治待遇方面，大学生村官除了能担任村支部副书记或村主任助理外，特别优秀的还能担任党支部书记，或依照法定选举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一职；任满3年，有突出业绩，经组织考核符合条件的，可以给予副科、正科甚至副县的待遇；如果乡镇机关缺编录用公务员时，原则上优先从选派到村任职满3年的非在职优秀大学生村官中考录。

　　经济待遇同样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据知情人士透露，大学生村官中在职工作人员，由原单位保留职级、编制和待遇，同时享受一定补助(现在按每月100元执行)；其他被选用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市、县(市)、乡财政分别按30%、40%和30%的比例负担其工资待遇。大专文凭现有工资是474元(不含100元的补助)，本科文凭执行的标准是每月499元。并且一定要“坚持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

　　当地有关人士介绍说，吃财政饭是很多大学生最终选择做村官的重要原因。再说，一月五六百元，在当地也算不错的工资待遇。

　　大学生村官某种范围和某种意义上的盛行，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命题——“村官职业化”。一段时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大转型，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给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日趋老龄化，这是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克服的问题之一。”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说，“农村基层组织急需新鲜血液来补充。”

　　有关专家表示，农村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正日渐受到其自身诟病的制约，比如宗族、家族矛盾，知识结构贫乏，再比如工作方法简单、组织纪律性差等，很多农村的班子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的要求。

　　“我们就是把大学生当成一粒粒质地饱满的种子，投到农村去。”汝州市有关官员说。

　　汝州市小屯镇党委副书记范文杰长期主抓农村工作，对农村工作的“野路子”深有感触。“对农民村官只能是同志加兄弟，主打感情牌，他们都有自留地，闹不好就能撂挑子。”范文杰说，“但大学生村官则不同，他们吃着财政的饭，组织纪律性强，凭制度就能管理得很好。”

　　但对“村官职业化”的提法，众多被采访者不置可否。

　　一方面，大学生村官是政府公选出来的“干部”，吃国家财政饭，但显然他们又不能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另一方面，跟拥有自留地的村官们相比，他们又有着质的区别。“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就是一种职业，拿钱干这份工作。”一位大学生村官说。

　　“村官职业化”同样会遇到政策和法律上的难题。比如，在我国农村实行的都是村民自治，这种“空降”村官的做法，现在看来仍然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还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必须是户口在本村的村民才能担任。如果有些大学生村官能更胜任这一角色，就必须把户口迁入任职的村，这就与村官的临时性身份发生了矛盾。

　　汝州市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面”的长远目标是每个村普及两到三名大学生村官。果真如此，大学生村官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本报首席记者张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