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特稿: 罪犯的克星 特别证据DNA

　　“没有任何一项法庭证据鉴别技术像DNA鉴定一样，能够以99.9999%的精度锁定或排除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司法系统推广DNA证据鉴定技术，建立全国联网的犯罪现场DNA证据数据库以及重点监控人群DNA数据库，对于大幅提高破案率、缩短结案时间，震慑强奸、杀人等恶性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在筹备首届国际DNA证据研讨会的邓亚军博士对记者说。

　　该研讨会将于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举行，由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共同发起，并得到全国十多个省市地方司法机构的配合与支持。“7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际顶级DNA物证、法律、刑事鉴识问题专家的日程已经敲定。”邓亚军说，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大学、政法大学、人大、北大、清华的有关专家也应邀参加研讨。

　　此次研讨会围绕三个主题：犯罪现场DNA证据的发现和收集；DNA实验室分析技术及各国DNA数据库概况；合格DNA证据鉴定报告的基本要素及法庭质证技巧。“对于暴力性犯罪案件，约有60%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尤其是强奸案件，约有95%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可以进行DNA检测，达到直接确认或排除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可是目前在我国，只有不足10%的犯罪案例使用了DNA证据，这也只是局限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地区。而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使用DNA证据方面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专业人员安全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邓亚军说。

　　“3年内流窜四省作案26起，强奸23人杀害67人的凶手杨新海并不是什么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基本上每次作案时都因受害者反抗留下了血迹、毛发等物证，更不用说强奸时留下的证据。如果能及时对犯罪现场证据进行DNA分析并建立全国联网的数据库，如果杨新海以前因盗窃、强奸入狱时就建立他的DNA档案，许多无辜者就可以幸免于难。”受邀在研讨会演讲的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刘雅诚教授说。

　　另一方面，如果DNA证据的发现、提取、保管、鉴定过程不严谨、不科学，不但无助于破案，反而会制造冤案。

　　在今年夏季各媒体爆炒的“湖北鄂州市离奇强奸案”中，当地警方提取了歹徒现场留下的精斑与15名嫌疑人的血样做DNA鉴定，但是采血程序很不严谨，采完的血样没有进行严格封存，存在血样搞混甚至被人调包的可能，由此导致无辜村民李某被冤屈的案件产生。后经湖北省高院重新对李某进行血样DNA鉴定，排除了作案嫌疑，才最终使这起冤案得以昭雪。

　　“李昌钰在轰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疑案中质疑警方的取证过程漏洞百出，使辛普森最后无罪释放，不能简单理解成有钱人靠大牌律师和大牌专家证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而要理解审理该案的法官指出的司法理念：宁愿错放一个真凶，也不允许检方使用‘有毒’的证据殃及无辜，因为先例一开，恐怕更多的穷人、无辜者无力对抗警方违法取证带来的威胁和伤害。”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在评论辛普森一案时解释说。

　　由于现代的DNA证据鉴别技术依赖尖端的仪器将繁琐、复杂的过程简化和自动化，国内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掌握它的原理和识别实验结果，与案件有关的检察官、法官、律师及作为独立监督力量的媒体记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尚不足以在法庭DNA证据使用过程中形成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对抗式”质证机制。为弥补这一缺憾，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利用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在基因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成功邀请到国际知名美国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美国司法部“DNA物证的未来”全国委员会执行理事、DNA政策制定人克里斯托弗·雅斯坡林等资深专家出席研讨会，为国内相关专业人员及记者讲解、演示DNA证据法庭应用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

　　DNA证据擒魔录

　　在我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开辟了DNA鉴定研究办案的先河。中国DNA鉴定的研究始于1987年，1989年已经应用到实际断案当中。目前，仅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每年受理、检验的DNA鉴定案件就有一千余起，其中大多数属于重大疑难案件。这些重大疑难案件包括：凶杀案、强奸案、碎尸案和亲子鉴定，前两种主要是将受害者身上的其他血迹、精斑的DNA与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以认定或排除嫌疑人；在碎尸案中，通过DNA分析可以将碎尸块整合成一具完整的尸体，同时通过检测被报失踪者父母的DNA，往往还能确定死者身份，即尸源认定。这些线索对于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检验荔枝DNA找到杀人者

　　在基层公安机关，DNA破案经常得到创造性的运用。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儿，失踪数日后，在村边的臭水沟中被人发现尸体。侦查人员在死者胃里发现了一种呈咖啡色的肉丝状物质，随后又在嫌疑人家中发现了一些发霉的荔枝壳和荔枝核，两者之间究竟有无关联？

　　检验人员运用植物DNA检验技术，采用多对引物进行扩增检验，结果证明在死者胃内发现的咖啡色肉丝状物质就是荔枝肉。检验进一步证明，死者胃内所发现的荔枝肉和嫌疑人家中发现的荔枝壳具有同一来源的特性，在所有的引物扩增检验结果中，果肉和外壳都呈现出相同的DNA谱带。同时，警方从市场上随机购买的荔枝却与前两者的DNA谱带不同。

　　这个结果说明一个事实，在死者胃内发现的荔枝肉与在嫌疑人家中发现的荔枝壳是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实，具有同一性。在证据面前，嫌疑人供认了犯罪过程。

　　血泪证据DNA

　　一天深夜，外地务工女青年向某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家加油站附近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拦住了，在草丛里她惨遭蹂躏。兽行之后，这个男子竟还不满足，让向某次日晚上再在这里等他。第二天晚上，犯罪嫌疑人果然又来到案发现场。在众人的帮助下，他被当场抓获并被扭送归案。被害人向警方提供了她随身穿的带有嫌疑人精液的内裤作证据，可是因为保管不善，这个重要证据怎么也找不到了。嫌疑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谎称自己根本没见过被害人，加上证据不足，他没有被逮捕，这起强奸案一时成了悬案。

　　就在遇害后不久，向某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惟一可以指认罪犯的方法就是对她腹中的胎儿进行亲子鉴定。向某怀着罪犯留下的“恶果”苦熬了4个月做引产手术，经过DNA鉴定，证实嫌疑人就是胎儿的父亲。逍遥法外的嫌疑人这才被抓捕归案，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DNA鉴定不是测谎仪

　　DNA本身并不具备自动成为客观证据的功能，而是必须经过以人为主导的采样、实验、对比、分析及数据解释等程序后，方可得出结果。也就是说，DNA证据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得到。那么从采样到实验，再到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报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影响DNA证据可信度的行为，再加上我国各地DNA鉴定水平参差不一，导致这个“最能接近事实本相的证据武器”有时并不能揭示事实真相，湖北鄂州市离奇强奸案表明人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DNA证据的科学性也许有一天会受到挑战，但有一点，DNA证据绝不可能像测谎仪那样为刑讯逼供提供借口。法学专家一致认为，避免冤假错案的必由之路是完善证据制度和证据立法，经不起推敲的、靠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予采用。统观震惊世人的昆明杜培武案、辽宁李化伟案，刑讯逼供就是制造人间惨剧的元凶。李昌钰说，美国警界在五六十年代刑讯逼供泛滥成灾，经过媒体大量曝光引起民众强烈抗议，国会逐渐完善了法律，才形成了后来重证据、讲科学的庭审风气。辛普森案是世界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不过，它否定的不是DNA证据的科学性，而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不严谨的取证过程如何毒害了DNA证据的可信度。

　　犯罪DNA数据库应借力民间力量

　　和最常用的指纹证据比起来，DNA证据经标准化非常容易数字化，不仅便于建立大型数据库，而且检索效率非常高，各国司法系统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开发国家级犯罪人群DNA数据库，起步早、见效显著的有英国和美国。

　　世界上第一个DNA数据库是英国法庭科学服务部(FSS)建立的，实验研究工作始于1990年，但直到1995年随着相关法律的完善，权威、完整的国家级DNA数据库才算建成。

　　美国也是从1990年开始全国DNA数据库的研究、建设，为赶超英国，投资力度很大。1992年，美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专门成立了“法医科学中的DNA技术”委员会。1993年，国会通过的反犯罪法案中，拨款给司法部五年4000万美元以改进法医DNA技术。

　　在我国，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专家就开始呼吁尽早建立全国DNA数据库，但从1998年立项至今，进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6月16日至30日，公安部DNA技术与管理考察团对美国、加拿大DNA技术及数据库管理进行了考察，总结美国赶超英国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尽早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二是保证稳定的财政支持；三是充分调动民间机构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市场化运作带动本国整个基因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条，如何借助社会力量，低成本、快速建成我国大型DNA数据库，同时为我国基因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指出，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基因频率各不相同。即使是汉族，不同聚居群体的基因频率也不完全相同。基础DNA数据库建立于群体调查、家系调查、法医学应用评估之上，给各区域或跨省市的计算机比对识别提供了必要的统计学基础。基础数据库建立后，某一群体某一基因信息的某个等位基因的突变频率可以很快得到查询。例如在办案实践中进行亲子鉴定比对识别，就必须充分考虑突变(或重组)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避免误判，而基础数据库的建立，是保证正确比对识别的重要前提。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DNA测序中心、世界第六大测序中心。每天可以进行10万个测序反应，有六台超级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运算。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参与了许多国际合作的基因组测序项目，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国

　　际合作的人类单体型图计划等，是我国第一个公布SARS基因组信息的中心。为使中心先进的基因生产力服务于需求庞大的司法DNA数据库建设，2002年初经中科院和司法部批准，成立了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以期探索一条以基因科技服务司法的多赢之路。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以DNA亲子鉴定为例，目前，做一例DNA亲子鉴定在美国最便宜也要195美元，国内的报价原本也是向美国看齐，根本不考虑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第一个把价格降到每样本600元，不仅短短5个月时间吸引了250多例委托，而且比美国还低得多价格引来美国华文媒体的整版报道，甚至一些欧洲的鉴定机构也找上门来，希望以批量外包的形式由华大方瑞承担他们的部分鉴定业务。

　　在司法DNA数据库方面，华大方瑞与各地公安厅合作，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超低成本共同构建犯罪人群DNA数据库，其中与青海省公安厅的合作项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邓亚军表示，华大方瑞的海量DNA检测能力不仅可以帮助各地公安系统节省巨额项目费用，而且可以尽早建成重点人群大型DNA数据库，早日发挥作用，达到震慑犯罪、提高破案效率的双重效果。

　　引入DNA鉴定国际规范

　　记者眼前这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华大方瑞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有着同龄人少有的精干和沉稳，也是我国DNA物证鉴定领域锋芒初露的新兴一代。2000年她加入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以前曾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做过现场法医。2001年被任命为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测序部主管，带领测序部一百多名员工完成了水稻基因组计划和人类基因组1%计划。2002年11月11日，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正式成立，邓亚军出任中心主任。

　　从科学研究转向服务社会，尤其是司法服务这一特殊的行业，邓亚军有很多感慨。在震惊全国的河南平舆黄勇系列杀人案中，罪犯供认杀了25人，当地警方在只找到17具尸体的情况下便宣布结案，但《北京青年报》记者和邓亚军应当地居民邀请对犯罪现场新发现的尸体残骸进行调查时却发现，可能有遗漏的受害者尸体没被鉴定。本来华大方瑞有能力通过DNA鉴定新发现的尸体属于哪个家庭的受害者，但这一正当要求被有关方面回绝了。那些失去亲人却无处寻尸的老百姓到哪里去告慰亡灵呢？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法院、检察院系统通常也有和公安系统平行的司法物证鉴定机构，本意是要建立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司法机制，但在实际中经常出现侦鉴不分、审鉴不分的现象。2000年8月14日，司法部第62号令《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颁布执行，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机构均可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华大方瑞便是顺应这一司法进步和改革精神的产物。

　　一个不带官方色彩的专业鉴定机构如何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呢？总结两年来走过的路，邓亚军认为，首先要具备中立性，不受行政干扰地开展司法鉴定服务，可以为媒体、大众提供不带部门偏见的咨询服务；其次是专业性，华大方瑞依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先进的设备和充沛的人才，跟踪、引进国际先进DNA鉴定和数据库管理技术，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鉴定检测服务。比如南京下关派出所有一个三人轮奸案，南京市和公安部的鉴定部门都认为做不了有三人以上混合精斑的分离鉴定，华大方瑞根据国外有关文献做出来了；第三要有价格竞争力，华大方瑞有能力为中国人提供低于国际价格水平的DNA鉴定和DNA数据库服务；最后要有服务意识，尽可能多地提供人性化服务，华大方瑞在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主动打电话通知客户，这在官办的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华大方瑞服务客户的诚意打动了北京丰台、顺义、昌平、大兴、海淀等地的户籍管理部门，主动推荐因办户口需要做DNA亲子鉴定的家庭找华大方瑞。

　　2004年4月初，邓亚军在新西兰参加了第17届世界法医学大会，并做了大会发言，表达了想建立一个非营利基金，致力于引进国际DNA鉴定先进技术和法律体系，培训提高国内DNA鉴定从业者，提升中国DNA司法应用水平的愿望，与会专家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愿意和中国司法系统进行DNA物证鉴定的科研交流，由此最终促成11月底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国际法医DNA证据研讨会”。“如果不是看中华大方瑞的中立背景，李昌钰、克里斯托弗·雅斯坡林等大牌专家根本不会考虑我们的建议。”邓亚军说。

　　美国高等法院法官史蒂芬·布雷尔在关于科学与法律相互依赖的文章中写道：“法律本身日益需要使科学健康合理，而且用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技术成为法律对我们日趋重要的基础。法官不是科学家，法庭也不是科学实验室。但是，要做好法律工作，我们需要培养见多识广的，虽然只是略有了解的、对相关科学政策能理解的人。”首届法医DNA证据规则国际研讨会用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