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窝"壁垒森严揪贪官最难是取证 (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9日02:26 东方网

一传十十传百整个领导班子全烂掉

　　“就像桃子烂了一样，一传十，十传百，腐败就像瘟疫一样，在某个集团内部广泛传播，最后，可能导致整个领导班子全部烂掉。”昨天，致力于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的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这样形容腐败窝案。

　　东窗事发

　　贪官互相打掩护

　　王大伟说，现在有个名词叫“犯罪亚文化”，这种官员联合作案也是犯罪亚文化中的一种，它是在某个小集体内部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是和主流价值观相背的。这种犯罪亚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联合作案，团伙内部互相传播犯罪技术，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犯罪的家族性、地域性。二是为犯罪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也就是把犯罪理由进行美化。就像现在的假证贩子，这些人会告诉自己，社会上很多人都这么干，我干了也无所谓，从而把黑的想象成了白的，罪恶感逐渐消失。三是一旦出现问题互相包庇，如果有一天东窗事发，这些人会联合起来互相隐瞒事实真相。

　　贪污受贿

　　是互相学来的

　　王大伟说，在襄樊腐败窝案中，赵振这样的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集体犯罪，目的很简单，就是受利益驱动，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更能带来意外的收获与便利。

　　另外，这些腐败官员所接触的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腐败的条件。“犯罪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如果一个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就是个贪污腐败分子，这种经常性会让人慢慢地习以为常，如果大家都觉得腐败是一种正常现象，久而久之，很可能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王大伟说。

　　一个案子

　　带出一窝“硕鼠”

　　“现在，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的现象十分普遍。”昨天，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

　　任建明说，腐败发展到窝案的方式约有三种：一是某个部门或地方的主要领导贪污受贿，为了能更方便地腐败，就把秘书、下级等发展到腐败网络中来；二是买官卖官行为，这种窝案纯粹是群体作案，一个政治体系内的官员之间发生权钱交易；三是司法部门相互串通，多人互相勾结，贪赃枉法。

　　任建明认为，这种群体窝案的作案动机是编织一张反侦查网。按程序，对某个案件的立案调查需要层层批准，例如，某县的科级、局级官员犯事要查处，需要报县委领导审批，如果县委领导恰好是网中人，事情自然就会被他摆平。为此，腐败官员愿意把一部分腐败收入分给别人，以此有效地规避风险。

　　“窝”中贪官用钱摆平

　　法律每个环节都有人“罩”着

　　针对窝案这种腐败新特点，中国法律咨询网的谢卫东认为，目前，大的反腐构架已形成，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后果，然而，贪官们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作案时胆比天大，犯案后却后悔莫及。窝案中的官员认为，如果一个市、一个处、一个局联合起来集体腐败，每个环节都有人“罩”着，这样严密的堡垒是很难被攻破的。

　　谢卫东说：“预防腐败窝案最重要的就是完善执法环境，坚持违法必究。目前，有些地方的执法环境不好，官员出事后，拿钱就把法律摆平了，不但法律形同虚设，而且这些腐败者也更加疯狂。因此，能做到违法必究是关键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认为，腐败窝案发生后，涉及人数之多、之广，说明这是一种系统性群体犯罪，反映出制度的缺陷以及制度上的腐败。解决这一问题还要对用人、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加以改革，同时扩大民主监督制，让官员不仅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贪官重重设障留出灭证空当

图为三大著名腐败窝案

　　昨天，北京市反贪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查处襄樊腐败窝案这种整个班子烂掉的案件时，最困难的就是调查取证过程，尤其是窝案发生在一个系统或部门中。

　　这位检察官说：“一般情况下，从检察人员入驻开始，整个单位的人就极不配合，因为，窝案已不再是触及某个人的个人利益，除了人和人之间看不见的利益、人情牵扯，还与这个单位的整体绩效等利益有很大关系。虽然犯事的可能只是某些领导，但触动的却是整个单位的利益，检察人员面对的是一个从上到下怀着戒备心的群体。”

　　另外，这种人为设置的障碍也导致了取证困难。窝案不是个人犯罪，牵扯人员多，时间拖得长，这就给腐败分子留下毁灭证据的空当。例如，在一个系统内部，有人举报某同事、领导贪污受贿，但举报者并不知道这条线上牵着多少人。所以，检察机关一有所动作，就可能打草惊蛇。

　　作者：选稿:李宏洋

　　

"腐败窝"壁垒森严 揪贪官最难是取证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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