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五个中国记者节。比起记者节初设时的激动和自豪，今年的记者节显得平静而平淡。即使是在自己的“阵地”上，记者节的消息也没有占用太多的版面或时段。倒是就在记者节的前一天，发生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北京安贞华联商厦门前采访时，遭商厦保安阻挡的事件。而在此前的一天，本报记者也在同一家商厦门口，遭到保安的群体围攻。而在今年4月深圳某报进行过批评性报道的两名记者竟然收到恐吓信，威胁将以百万元价格“买”他们的人头……
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大量类似事件中的寻常个案而已，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到威胁、阻挠、殴打、拘禁，已经屡见不鲜。据中国记协统计，记者在采访工作中，其合法权利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类似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所有批评性、调查性、揭露性的报道，都必然会给被报道方的利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或威胁。如果仅从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关系。采访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愈是巨大，这种对立便愈发尖锐和激烈，直至发生威胁、追杀等极端现象。这也就是“矿难真相”之类的报道总是伴随暴力阻挠的原因。
但是，记者的采访活动之所以合法，媒体从事新闻报道的权利之所以在世界各国普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于任何一个采访活动，都不是记者与被受访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公众获知事件真相的权利和愿望，赋予记者以非个人的身份进行采访的权利。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引发利益冲突，也非记者个人与被访者之间的冲突，而是公众利益与被访者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冲突显然不应视为一般的民事冲突，如果发生伤害，也不应视为一般的刑事案件。因为既然记者是受公众之托、社会之托而从事采访活动，社会就应该也必须赋予他们某种“特权”，即在合法的前提下，自由从事采访活动的权利。当有人试图侵害这种权利时，其挑战的是公众的权利而非记者个人或媒体的权利。
当然，权利存在的前提是保护，其中最有力的，莫过于法律的保护。如舆论曾经呼吁的那样，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为记者的采访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和保护，将有利于记者的采访活动少受干扰，有利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有利于实现新闻事业“三贴近”原则的实现。
而在法律之外，还需要以各种方式使公众完成对媒体价值和记者使命的重新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体既非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也非单纯谋取自身利益的一般企业。于是记者的采访活动既是完成媒体所交付的任务，也是在实现公众所赋予的使命。社会公众对记者的正当采访活动，都应该多一分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