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应了媒体一再解说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社会振荡期”的那句老话，如今社会的诸多矛盾确是日见集中、突出。
面对难题，我们从一些政府领导、有关部门那里听到的最为熟悉的应答是：“没钱！”因此也很少再有下文。
确实，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个穷国。别看经济总量已经排位世界前几，但要论经济实力，我们还得有清醒的认识。别看有“世界工厂”的美誉，究其实，是西方送给我们的一顶“高帽”，高价购入原材料，低价产品外销，赚取的只是加工薄利。确实，国家的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但财政体制改革还未及时跟进，财力分配格局还很不均衡，一些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连正常运转都很困难。确实，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经济升级，自是国家加快发展的契机和标志，但其中的巨额成本还需我们努力支付。“钱从哪里来？”是处于“社会振荡期”的中国面对的一个特别难解的症结。但是，它绝不应成为我们回避社会矛盾、忽略民众需求的理由，绝不应成为我们敷衍了事、无所作为的借口。
群众有自己的疑问。一些生活拮据的下岗职工家庭真要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人命关天的事，当初讨要无门的安置的钱，或许就有可能顺利补发，甚至还会得到数目不等的家属困难生活补助；一些西部地区孩子“失学”的痛苦境况，一旦被新闻媒体反映、报道，得到上面领导的关注、批示，有关部门便会立即行动起来，专题研究，自然少不了经费的拨付和救济；一些尚未脱贫的落后乡村，本来很难争到政府有限的扶贫资金，可在一些民间“能人”的向上运作跑动中，就能马到成功，如愿以偿。早先不是说“没钱“吗？后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群众有自己的计算。穷财政、紧财政是事实，但官场中的讲排场、比阔气、争享受，已经使职务消费成了不少官员炫耀个人身份的象征。单看不可收拾的公款吃喝，超标豪华的公车消费，“借考察学习之名，行旅游观光之实”的公费出国，还有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中不乏财政支出的“黑洞”。老百姓想的是，如果把这些不该花的钱节省下来，那要办多少所学校、建多少座医院、干多少个老百姓心中的“希望工程”啊！
群众也有自己的思索。这些年国家的经济有了飞快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也已画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不少乡村的办学条件、医疗环境未见好转、反见恶化呢？为什么不少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迟迟摆不上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呢？为什么城乡二元的鸿沟越来越深呢？
是“没钱”，还是“不为”？从根本上说，我们还得有科学的理财观、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执政观。
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很大，但是我们还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如何实现这些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挖掘它的潜力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自身的改革亟应提速，现有的财政体制亟应理顺，公款职务消费中惊人的奢侈浪费现象也当令行禁止。项目决策、资金使用中的“成本软约束、风险软约束”问题必须得到根治，那种“财政支农2000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的状况，那种动辄投入数十亿、结果等于打水漂的情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还有，有限的资金投向哪里？不仅关乎发展，还得考虑人本，不仅关乎经济效率，还得考虑社会公平。
其实，在不少情况下，只要我们端正态度，转换思路，“钱”的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艰难。看一看天津市，形象工程能免则免，面子工程能砍则砍，宁愿楼堂馆所少建一些，立交桥缓建几座，也要挤出资金照顾困难群体的实际利益，花了近十年编织的社会保障网已成为维护百姓利益的重要依托，社会反映最突出的困难企业职工就医难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许多时候，“钱”的问题也许就是一层窗户纸。可为什么多年来那么多人都视而不见、见而不捅、捅而不破呢？说到底，是不少官员对百姓的感情比过去淡了，眼睛里看到的多是经济数字，多是投资客商，多是自家政绩；是一些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分量重了。仅以这一轮城市化“圈地”为例，浙江省有调查，如征地成本价为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近30%，农民仅占5%~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还有就是普通大众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遭受权力、资本挤压侵害的多了。当下，我们正在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强调执政素质、执政能力、执政形象，该从何处着力？就应从老百姓特别关注的这些矛盾的求解入手。
面对难题，“有钱”自然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各级领导、政府部门的“有为”。 苏北（责任编辑:熊红祥）（来源：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