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人为杀夫者求情 处罚家庭暴力仍存法律盲点

刘颖是包头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7年前，刘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经常喝酒打群架的于某结了婚。

为何刘颖如此坚决？17年后，她对记者说出了多年前的秘密：“有一天，他让我在他家帮他洗衣服，我答应了。结果，他喝醉了，强暴了我。我想去告他，又觉得丢人，只好嫁给了他。”

刘颖以为，只要结了婚，他们就会和其他夫妇一样幸福。可没想到，她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于某酗酒，每次酒后，都要对刘颖施暴，凳子、炉钩子、擀面杖甚至菜刀都是丈夫施暴时的工具。就连刘颖怀孕期间，丈夫也没有停止对她施暴。

面对这一切，刘颖又忍了。她又寄希望于孩子的出生，会让丈夫对她好起来。可是，这种希望很快就再次破灭。“儿子出生才三四个月，一天，我正在做饭，他从外面喝酒回来，没有任何原因，端起一锅坐在炉子上的滚烫的面汤倒在我脖子上，然后转身就走。当时我就想到离婚，可是看到襁褓里的孩子，我还是忍了。”

于某还曾多次逼着刘颖喝安眠药、跳楼。邻居曾女士告诉记者，有一年夏天，她看到刘颖站在窗台上，泣不成声。孩子在下面紧紧拽着妈妈的腿，哭着喊：“妈妈，我不让你跳，你别跳，妈———”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刘颖的丈夫还在屋里大声吼叫：“你有种就往下跳！”邻居们赶紧去她家把刘颖拖下来。“但是，刘颖一下来，他丈夫就冲上去又开始打。”曾女士叹了一口气说。“1994年的一天，他喝完酒回来，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进屋里，使劲踢我的下身。我说你再打我，我就死给你看。我去厨房拿了把刀，本是想吓唬他，没想到他一下把刀推向我的咽喉，‘你要死就死去吧！’我差点送了命，脖子上缝了26针。”刘颖脖子上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辨。

说到这里，刘颖哭了起来：“他每次喝完酒回来就要强行和我发生性关系，还进行性虐待，连月经期也不放过，我因此患了好多妇科病。”

刘颖也曾去法院提出过离婚。但于某放出话来：“要离婚，我就杀了你全家。”

刘颖的母亲抹着泪对记者说：“每次他追着女儿打到家里，我们都没法劝，一劝女婿连我都打。我们一家子总不能为此都把命搭上吧。”

邻居们说：“刘颖的丈夫死了，我们都觉得大快人心。”

群众：刘颖太可怜了

刘颖的同事成了刘颖丈夫常年施暴的见证人。自称“和刘颖没多少交情”的张桂云此次也参加了联名上书，“刘颖太可怜了，她丈夫三天两头喝得醉醺醺地来单位打她。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打得狠着呢。”同事谭小梅说：“一次，我和刘颖去洗澡，看到她在身上挤什么。一看吓了我一跳，黄黄的脓水从一个小洞里直往外冒。我问她怎么弄的，她怎么也不说。后来才打听到是她丈夫用刀捅的。”

2003年的一天，刘颖的丈夫深夜回家，粗暴地打醒睡梦中的刘颖，要和她发生关系，之后，丈夫说“今天不爽”，翻身从床头柜中拿出蒙古刀，对着刘颖就是一刀，刘颖本能地一躲，刀扎在了肚子上。刘颖一直等丈夫睡着了，才自己捂着肚子跑到医院。这一次刘颖缝了12针。“变态”、“没人性”、“恶有恶报”，记者在刘颖单位采访的几天中，这样的词语不绝于耳。

据同事称，刘颖前几年实在觉得过不下去了，到厂里来开过离婚介绍信。刘颖的丈夫听说以后，来厂里大闹了一场，扬言谁要是给开了介绍信，就和谁拼命。之后，单位里的人也不敢管了。

　妇联：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

181名群众来信在包头市妇联引起震动。妇联经过核实后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家庭暴力而引发的案件，迅速启动了法律援助应急机制，委派妇联法律顾问团律师对刘颖进行了法律援助。

包头市妇联提供的数字表明，家庭暴力案件逐年升高。仅2004年第一季度就比2003年同期上升了40％。2004年上半年，妇联共接到婚姻类投诉58件，涉及家庭暴力的20件。

“实际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包头市妇联法律顾问李瑞芳说，妇联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只能是协调、呼吁。2002年颁布的《婚姻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没有实施细则，对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怎么处罚成了法律的一个盲点。其次，家庭暴力案件隐蔽性极强，取证相当困难。李瑞芳接手过多起家庭暴力案件，但没有一起通过民事诉讼达到精神赔偿的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取证难。

包头市昆都仑区刑警大队四中队指导员宋国冬说，派出所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也觉得非常棘手，一般的家庭暴力都不构成刑事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可以处以拘留、罚款、警告处罚。但当派出所要进行拘留、罚款处罚时，大多数当事人都选择了放弃。

李瑞芳说，家庭暴力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还需我国法律作出进一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