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康健笑了。她在嘲笑日本的愚蠢做法。
10月20日新劳工案二审开庭时，身为律师的康健不得不坐在旁听席上，因为她被告知，中方律师不得在对日索赔诉讼中当辅佐人。这是她在近10年的对日索赔诉讼生涯中第二次受到此种待遇。9月30日，东京劳工诉讼二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时，她也被禁止担当辅佐人。
日本民事诉讼法中设有“法庭辅佐人”制度，目的是帮助那些高龄、残疾、行动不便、表达能力和智力有障碍、缺乏专业知识的诉讼当事人，更好地进行诉讼，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中国劳工受害者都已年逾古稀，不仅语言不通、行动不便、听力视力差，而且还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在法庭的诉讼辩护过程中，只有通过中方律师，他们才能顺利地与日本律师进行沟通，并向日本法庭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在现代社会靠这种方法堵别人的嘴有什么用？”康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她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日本方面开始对中国的民间索赔采取强硬的姿态，这也说明他们担心、害怕，他们害怕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康健在一份给本报的书面声明中指出，日本政府及有关公司此举意在削弱原告方力量，这一做法明显为滥用权力。东京高等法院法官支持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表明日本法官在形式上已无意尊重受害者一方的权利，属明显的不公正，这将直接影响二审判决结果及其他正在审理的一审案件。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十几名中国受害劳工即将向东京高院联名提出“准许中国律师担当辅佐人”的要求。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也就此发表声明，对东京高院的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该会会长助理马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东京高院的这个决定是日本右翼提出的，日本政界这样干，说明他们害怕我们的行动，正因为害怕，才开始全力对付对日索赔。康健律师也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企业联手对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手段。”
马骥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对日索赔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沉默，对不住那些死去的劳工。他说：“禁止中方律师当辅佐人是东京高院的违法，也是日本政府的违法，表明日本政府全面插手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诉讼。作为原告，我们不能不说话。”
东京劳工案诉讼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一个案子，原告是娄庆海等42名中国劳工，被告是日本政府、三菱、新日铁等10家日本企业。中方的诉讼请求是被告公开谢罪，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马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原告接二连三地去世，前不久的一次寒流就夺走了一位原告的生命。日本方面的拖延战术对受害劳工非常不利。记者 王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