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八大问题渴盼解决

　　本期透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今年以来，辽宁、甘肃、新疆、福建等省、自治区人大先后对当地的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后的地方法规与修改前的法规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应该说，这些地方立法都是对进一步完善《消法》的一种有益尝试和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副局长刘小平，请她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消法》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供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八大问题渴盼解决刘小平

　　今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实施10周年。十年来，《消法》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消法》起草时理论和实践不足的影响，在《消法》执行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今年，一些地方立法为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和探索，为下一步《消法》的修订提供了经验。

　　权利范围问题

　　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依据。《消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使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凭借法律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为了谋利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扩大《消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

　　行政保护体制问题

　　行政保护是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现行《消法》体现行政保护的制度主要涉及第28条“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34条关于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的规定；第50条对经营者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未规定的，由工商部门进行处罚。这些规定明确了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调解解决消费纠纷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三个主要方面的行政作用，体现了政府领导下，以一个部门为主，多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行政保护构架。但是，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是在制定消费者保护措施方面，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在一些方面主次难分，一个部门如果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章有可能因涉及其他部门的权限而裹足不前，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严重滞后；二是在受理消费者申诉方面，也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造成各部门受理范围不清，而在强调依法行政的趋势下，各部门只好谨慎从事；三是，在受理申诉方面，由于受理申诉的职责与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的职责往往不属于同一部门，也弱化了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总之，现行《消法》应当在研究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法律修改，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进一步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行政部门的各项具体职责。

　　维权途径问题

　　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现行《消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这五种途径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

　　第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信用缺失问题突出、政府管理滞后的转轨时期，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尚待逐步提高，通过“与经营者和解”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尚难成为一条主要的途径。

　　第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由于消费者协会是社团性质的组织，受职能限制，对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缺乏强制力保证，因此，调解成功率不高。

　　第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由于《消法》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手段，行政机关也只能通过行政调解的办法解决消费纠纷，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办法，因此，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靠山。

　　第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目前，消费者选择仲裁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受到一定的制约，主要是消费者一般在购买商品、与经营者发生消费纠纷后，才需要考虑选择仲裁途径解决纠纷，而请求仲裁是以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自愿为基础的，但此时很少有经营者愿意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协议。客观上，使得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的审判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善现行仲裁制度，或者建立灵活的行政裁决制度和小额消费纠纷的审判制度。

　　举证责任和费用问题

　　建立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与消费纠纷的顺利解决关系密切。目前《消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的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果这些工作要消费者去做，一是消费者要承担商品检测鉴定的费用，而高额的检测费往往超过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二是消费者单方送检，即使通过商品检测鉴定查明了问题，经营者也有可能以种种原因不承认检验结论。这一情况的存在也是目前消费纠纷解决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的合理原则，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的举证责任制度。当消费者因商品质量问题提出赔偿请求的主张时，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应当明确地规定在提供购买凭证、展示商品存在缺陷或瑕疵(不需检测)两点上，如果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求偿主张有异议的话，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此外，如果侵权事实成立的话，应当明确规定由经营者承担检测费用。

　　赔偿主体问题

　　确定赔偿主体的问题是落实消费者求偿权的关键。目前，《消法》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后的赔偿主体做了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样的规定，虽然很明确，消费者可以因瑕疵商品引起的财产损害，要求销售者先行赔偿，避免了生产者与销售者相互推诿的问题，有利于消费者求偿权的落实。但是，这样规定也容易造成对《消法》的歧义，认为消费者因瑕疵商品受到损害时，只能向销售者求偿。为此，应当在规定销售者负有承担先行赔偿义务的同时，明确消费者对赔偿主体的选择权。

　　民事责任的落实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核心问题。消费者的权益一旦受到损害，向经营者提出承担民事责任的合法要求时，经营者能否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民事责任就成为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了。但是，目前即使在法律义务明确、责任明确、赔偿方式甚至具体赔偿数额明确的情况下，经营者以种种理由或借口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要求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造成《消法》规定的赔偿责任难以落实。对于这种情形，《消法》第40条、50条虽然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故意拖延”、“无理拒绝”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执行标准，造成行政机关难以操作，不便于消费者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也大大地削弱了《消法》的作用。

　　行政执法措施问题

　　行政执法措施是行政机关执法到位的保障，法律应当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与其工作需要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手段。但是，目前《消法》缺乏对执法措施的明确规定。一是对行政机关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没有明确其可以行使哪些调查手段。在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中，特别是要查清一些性质恶劣、手段隐蔽、对抗性强的案件，必须有专门的，甚至是要使用或借助非公开的侦查手段才行。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后，为了控制危害范围、降低危害后果，行政执法机关需要采取一定的应急手段，如发出危害商品退出市场的禁令、强制经营者召回缺陷商品等。总之，执行《消法》的行政措施主要应当包括案件的强制性调查权和控制危害后果的应急措施。

　　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问题

　　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目前，消费诉讼主要是由消费者个人提起，而且没有适用于消费者群体诉讼的程序，这种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消费者维权的实践需要。在消费纠纷中，无论是涉及商品质量、格式合同、商品房，还是涉及物业管理、公共服务价格、旅游等服务，侵权的对象往往都是群体消费者，而且这些侵害群体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同时具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双重性质。为消费者讨回公道的过程，也是惩罚违法行为，建立信用社会的过程。从这点意义上说，应当完善现行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适合于解决群体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同时，赋予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代表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提起诉讼的职权，以更好地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