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对樊纲《资产定价与“资产流失”》一文的响应

　　胡思勇

　　樊纲教授的《资产定价与“资产流失”》一文，从“资本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购买价格等角度，对国企改革、产权重组过程中出现的“资

产重组会导致‘资产流失’”的观点加以辨析：“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资本按照市场价值卖了出去，但由于这一成交价低于账面资产价值，便会被说成是资产流失。”文章1月30日在本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前不久，请他担任“焦点湖北”2004年最优作品奖评委和终审人时，我从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的角度与他就“资产流失”问题交换了看法。现将有关认识整理成文，作为对他论文的响应。

　　什么是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产权

　　产权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产权的涵义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经济职能？它的时代意义又是什么？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回答清楚的问题。本文首先立足经济学意义讨论产权———这是我们正确认识“资产流失”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般而言，产权就是人们对特定资产拥有的所有权，即它界定了特定的人对特定的物的占有。比如，我们对自己家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就拥有产权。由于产权的存在，这些物品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产权的初始意义是对一种物品所有权的界定。

　　但是，这个层面的产权是静态的，并不具有经济学意义。我们以“空气产权”假设为例加以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空气并不稀缺，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消费的公共品，不存在产权。但假如一群人被关在一个没有空气的巨大的铁罐子里，而又恰恰只有一个人拥有钢钻头，能够往铁罐子里输入空气，那么，此时的空气由于稀缺便有了产权———归钢钻所有者拥有。他可以在提出一天得付多少钱的要求后再往铁罐子里输入空气。由于一个人的供给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要，且不能规模盈利，他可能要约请另一个人参加到输送空气的队伍中来，于是产权一分为二。之后，第一个钢钻所有者发现了另外的商机，就把自己输入空气的权利转让给后来者，然后用换来的钱去打井，做卖水的生意，等等。

　　这个假设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为我们理解产权打开了窗口：经济学对产权的认识超过了一般的物质实体，有着丰富、具体的内容：（1）它是一系列经济权利的集合，至少包括使用权、转让权、享用权；（2）它表明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3）从交换和收益看，它是一种动态的经济活动；（4）它具有永恒性，即由一个当事人转移到另一个当事人，由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形态。所以，经济学眼中的产权具有四个经济特性，即排他性、可转让性、可分割性和永久性。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四性”的属性都具有动态性（排他性的内涵之一是收益排他，而收益最大化又离不开流动配置）。换言之，在产权经济学看来，产权在市场中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为实现优化配置，它处于一种流动———交易状态。

　　所以，流动性（可交易性）才是产权最根本的属性。

　　产权的流动性与形态多样性

　　资产是产权的物质载体。由于产权具有流动性，经常在当事人手中转移，所以产权所代表的资本形态就呈现多样化。比如，产品形态、资产形态、货币形态，等等。它的流动既包括“投资－生产－交换―消费”这样的纵向流动，也包括资产重组、兼并收购等这样的横向流动。故此，财务会计学教科书对资产下了这样的定义：资产是企业过去交易或交换，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用货币计量的一种能力。

　　我国经济是转型经济。转型的制度初始条件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资本重组，加之我们对市场经济理解并不深入，故而对资本的流动性和资本形态的多样性的认识都不充分。相比较而言，我们习惯于从静态的产品形态认识资本，即设备、厂房等，而对资本的其他形态比较生疏。而问题恰恰在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更大程度上是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流动———资本形态的多样性变化实现的。这就使得在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和重组过程中出现了对“资产流失”的担心。经典的例子是：亏损企业的产权转移了，往往被认为资产“没”了，会被骂为“败家子”；而设备在废置的厂房中生锈了，腐蚀了，贬值了，甚至根本不能用了，却自欺欺人地认为“东西摆在那里”，“还有账”。其实，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自然流失”反而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损失。所谓“自然流失”，是指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滞后及转制时期的无序带来的损失。比如企业的有形资产因缺乏技术改造、管理不当等原因而贬值；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商标、品牌、专利等）因为产权及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大家拿”或“内部人控制”抽空国有资产，以及前面提到的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资产因闲置而“成为一堆废铁”，等等。这就说明，在国有资产不能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阻止资本———产权的流动，只会带来双重损失，即资产失去配置机会和资产本身“自我贬值”。

　　因此，认识产权———资本的交易动态性和形态变化的多样性，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企业重组，认识产权的永恒性。产权出售后，物化的资本不仅没有流失，反而会因为优化配置而增强生产能力并更多地惠及当地。对政府来说，既意味着从所有权位置退出来，从传统体制下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中解放出来，也使旧的物化资本转变为金融形态的资本，即死钱变活钱，政府可以用来进行符合现代政府职能要求的投资，或转化为公路，或转化为桥梁，或转化为技术培训项目，等等。资产不仅没有流失，相反由一份变成了两份；从整个社会效率看，生产性资产与公共服务性资产都增多了，相互扶持效应也都放大了。

　　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上述讨论，其实帮助我们揭示了对产权（资产）认识的一个误区，即强调产权的实物性（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忽视产权的价值性（产权的可转让性和可交换性）；强调产权的实物管理，而忽视产权的价值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不存在利润最大化（只有生产指标最大化），经济活动只是在产品的分配和计划上做文章，不存在交易，理所当然地看重实物性———就像我们看待家里的家用电器时往往只注重占有而不关注交易一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把经济行为建立在产权收益的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之上，产权必须着眼于优化配置，对资本必须更加重视价值性。在转型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变迁是一个重要内容，认识资产的价值性因此是实现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否则，面对企业兼并、拍卖，总会“心痛”。

　　重组是资产的交易过程。它包括购买法和权益联营法两种。人们担心流失，主要是针对购买法。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对矛盾：有人用重置法来评估资产，即重新购买同类或同样的产品要花多少钱。而对于购买者来说，它的评估基础是企业“昨天的资产价格或质量”，即过去的经营绩效，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等。对于困难企业来说，这“三率”显然都不高。所以，在任何国家，收购价格都不等于重置价格，而是一个“估价”。迄今为止，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企业的购买价格评估得完美无缺。但尽管如此，购买法仍然是今天世界的通用方法。

　　两德统一前，东德方面曾估计东部德国的国有资产总值约为2万亿马克。统一初期，联邦托管局估计为64亿马克，并预计出售收益可达24亿马克。实际执行的结果，联邦托管局的净收益为－2.54亿马克。如此巨大的计算差距，原因之一就是东部德国对国有资产估价的依据是重置法，而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估价是净收益法。当一家国有企业处于亏损，或者虽然不亏损，但是其生产技术和装备已临界于淘汰，市场定价的资产值应为零；如果设备先进，但由于管理水平低下等因素导致亏损，资产价格仍然要被打折。而按照重置法的观点，上述做法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我国现在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不少建立在重置法的基础之上，即只看到“好好的机器、厂房摆在那里”的表象，看不到它们在自己手里已无法产生效益的实质。还应该看到，国有资产转让与一般的资产转让存在很大差别，如我们需要转让的国有企业往往与就业、高负债及僵化的经营机制等联系在一起，国有资产的购买者在购买国有资产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及成本（或损失）。因此对于国有资产的转让我们不能仅仅从其实物资产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其使用价值和相关的因素（如就业、负债等）。

　　总之，认识产权必须深化这样一种双向关系：注重产权的价值性，就会尊重产权的流动性；尊重产权的流动性，就要充分认识产权的价值性。经济史证明，产权的流动性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它意味着所有者有权按照双方共同决定的条件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

　　是应该重视产权归谁所有，还是应该重视整个社会资本增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超级企业”：即追求财富最大化。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产权观对实现这个目标产生了“自我背离”。到底是应该重视资产归谁所有，还是应该重视整个社会资本的增加，就成为改革过程中绕不过、回避不了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所有经济组织都是“国有制”，但经济并没有实现持久繁荣；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各类企业，实现了产权多样化，国家的综合国力反而日益增强。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国有观”或树立广义的新国有观。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界所圈定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版图、人口和资源，而是界定了一个利益单位和财富集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资产的增长就是整个国家资产的增长，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就是整个国家财富的增长。把国民资产与国有资产对立起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简单做法，事实证明它压制了全民经济的潜力。市场经济并不建立在所谓“一大二公”的基础之上，而建立在国民资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整个社会都从事生产与交换、分工与合作之上；所谓政府直接掌握的资产在经济中只是起一种导向和调控作用，即必要时在市场中起一种“种子投资”的功能。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关于发展的观点有着显著区别：前者强调“平民经济”，后者更强调产权归谁所有。于是，中西部一些地方宁可让国有资产“自生自灭”也不让其转移。殊不知，任何人或任何企业把资产买走后，都吃不掉、喝不掉，还照样在创造财富，照样是中国的企业。所以，一个地方的政府不必完全看自己直接“管理”着多少财产，而要看境内聚集了多少资本；不必完全看自己直接指挥或直接做了多少蛋糕，而要看推动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大了多少。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产权因人而异。一种物品或财产在A的手中可能一文不值，但在B的手中可能价值连城；某个企业在A经理手中可以创造可观的财富，而在另一个不懂管理的人的手中可能亏损甚至破产。所以，一个经济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能够实现持续发展，归根到底看产权———资本能不能从低效率人的手中不断转移到高效率人的手中。有一份报告说，美国2/3的企业的存在周期不超过6年。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企业全部亏损或破产，在市场中无法立足，而是因为这些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只要资本流动后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他们就愿意联合或被兼并。

　　转型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转型有着规律性。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的顺序已经轮到了国有企业重组。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资产全面重新配置的新阶段。这是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打破长期形成的产权归谁所有的思维定势，树立新的发展观：对经济增长来说，产权关键是在谁手中最有效率的问题；谁有能力，谁能使资源有效使用，谁就应该是产权的使用者。如果在市场力的支配下，产权不断从低效配置向高效配置转移，我国丰富的国有资产优势所蕴藏的经济潜能就会进一步释放，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经济就会获得更快、更有效的增长。

　　当然，尊重产权的交易性，并不是说可以允许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借改革之名行种种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不法行为，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但这显然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单位：《湖北日报》评论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