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高票价抬高剧院门槛

　　时下演出市场异彩纷呈，看似红火的背后，演出票价日益看涨的“高价逼人”成为一个现象。我们的演出市场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种状况的？居高不下的票价又是怎样形成的谁用高票价抬高剧院门槛张琪

　　10月28日至31日，全球最负盛名的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其票价打破紫禁城“三高音乐会”纪录，开出两万元“天价”，此

事近来已屡遭质疑。

　　蒙特卡洛极品芭蕾一张票两万元的“天价”引起方方面面极大的关注。中国芭蕾界领军人物、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女士表示，蒙团芭蕾确是世界上最好、最“酷”的芭蕾之一，这场剧4年前在北京演出时观众近乎疯狂的反响已得到证明。但她对两万元的天价坚决反对，明确表示“芭蕾天价”不可取。

　　从现有的演出经营情况看，往往走高端路线(高级剧场、高水平演出、高票价)容易经营成功，这促使大量演出都将主力消费人群定位在少数中、高收入者，忽略了低消费人群。中、低收入者由于长期不进剧院看戏，慢慢丧失了欣赏习惯。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即使在人均GDP逾5000美元的上海，市民平均一年进剧场的次数还不到0.5次。过高的票价抬高了剧院门槛，演出市场的高消费成为城市中浮现的新文化现象。

　　演出商内斗引发哄抬价格

　　人们经常能看到某场演出的门票高达近千元，普通百姓面对令人咋舌的门票价格时，心中不免疑惑：“是谁在为高价演出埋单？”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发布会上，指挥余隆将目前演出市场上动辄两三千元的高价票称为是“中国内地演出商内斗哄抬价格恶性循环的结果”，并宣布10元至300元就可以欣赏到10多位世界级音乐大师的演出，他把这次降价行为称作是“一次率先而为的尝试”。

　　“不是不想进剧场，只是面对几百元上千元的票价，掂量再三，还是买一张DVD解馋算了。”北京一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孙先生说。

　　国内演出票价过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国内各界人士有无奈的感叹，许多外国人也搞不明白。日本一家大票务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此十分不解：在日本，顶级音乐会的VIP门票不过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0多元)，日本的人均收入又远远高于中国国内水平；而中国香港最高票价很少超过500港币，不知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撑如此高的票价。

　　于是有专家分析：由于演出行业达不到综合开发的层次，致使演出成本居高不下，其结果必然连带票价提高。除去成本因素外，还有一些不理智的因素促使演出商愿意选择高票价，这些因素实际都是由短期利益引发所致。

　　负责王菲演唱会票务的金字塔广告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票价取决于项目成本和定位，国际音乐节的票价的确是挺低的，他们这样做肯定有推广的意思，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港台明星的演唱会票价高是市场原因，明星的出场费高，场租费也很高。尤其是北京，场租费比香港都高。”

　　为了促销抬高目标价位，现在做演出的人都非常看重票房销售的环节，特别是北京等大城市出现票务公司后，票房销售变得独立了，票务促销的作用凸现出来，而票房代理最大的激励要素就是高代理佣金，演出商如果自己不愿意代理商分享自己的利润，就只好把票价进一步提高，实质就是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恶性竞争连动高票价，一些演出商为了拿到某些热门项目的国内代理权，不惜竞相出高价争取项目，拿到项目后再想方设法卖出去，这种“高来高去”的做法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高票价，消费者就是最后的恶果承担者。

　　高价票多数不是消费者自己掏腰包

　　采访中，不少人认为，现在一些演出的门票高得离谱，一般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高价演出基本都是单位公款赞助，一大部分是公款买票私人看戏，这样既助长了一些人的腐败，也使广大群众离高雅艺术越来越远了。

　　美国的演出票价因地区、场所、演出类型等各种因素分很多档次。以文化中心纽约为例，一般百老汇音乐剧的票价在85美元上下，如果是针对游客的团体包场，可以优惠到50美元一张，最便宜的是临开场前后，在票务中心购买当场剩票，可得到25美元的超低价。

　　百老汇剧场众多，演出剧目有所重复，纽约当地人只对新戏感兴趣，而这些剧场的主要观众实际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客。作为旅游团游览项目之一，票价必须适中，不可能高得离谱。

　　上海的票价还算比较理性，比如去年的郎朗音乐会，其最高票价为380元，而同样的演出在北京则卖到了680元一张票。

　　近年来，以在京企事业单位为代表的团体购票客户，是左右北京演出市场票房的一个重要因素，团体票的销售业绩往往是决定一场商业演出成败的关键。京城的多家专业票务公司，对于团体客户资源的争夺也近乎白热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团体购票也是造成票价只高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不是消费者自己掏腰包，所以不会在乎票价的高低。尤其是在节假日，买票是为了送礼，无论是送票人，还是接受票的人，非常看重的就是票面价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高价票好卖的原因。高价票一般都不是为了自己看，而是为了送礼用。一位演出票务营销人员介绍说，现在，赠送演出门票，特别是高档演出的门票，已经由过去单纯发给职工作福利待遇，演变成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公关手段。给自己的客户送一张高档演出的门票，既体面又显得很有文化。团购客户主要集中在购买高价门票上，因为拿太便宜的票送人有点拿不出手，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香港的特殊市场需求。对于内地的演出商来说，演出成本和风险往往都要大于香港，高价票销售光了，演出成本也就基本上能够赚回来了，既然有团体客户愿意买高价票，这种卖一张顶十张，而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拿莎拉·布莱曼北京演唱会来说，最高票价是2600元，而在香港只有1800港币，团体客户并未因此而降低购票的热情，在这次赢利的演出活动中，团体票的销售额占了总销售额的30%，起到了关键作用。

　　演出仍属高风险投入

　　演出行业的显著特点是风险性、不确定，因为演出市场尚未形成产业化的经营模式，演出商不敢确定所有的收入能够实现，觉得只有高票价才可以实现利润，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方式，也就是说高票价未必就能带来高收入。

　　再有就是高票价与目前的市场环境是有关系的，市场环境指的是不可操纵的外部环境，虽然说行政许可法为经营者清理了很多障碍，但仍有不少地方需要经营者去应对。比如批文、治安、消防、交通、税务，涉外演出还要经过海关、检疫等等。

　　实际上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有的项目还会发生一些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都会摊入演出成本当中，这样一来也会导致票价的提高，加之劳务、制作、排练、食宿、交通、节目的出品创作、知识产权成本比以前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些也都对票价有所影响。

　　非理性的经营策略，用票价的高低来表现演出水平的高低，过分依赖团体购票，包括“黄牛倒票”等等，都为高票价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不损害各方利益，降低票价有两条途径———政府补贴剧场和企业赞助演出。有人重提政府扶植，但对于刚刚脱离“父母”之手独立行走的剧场来说似乎并不合适，寻找企业赞助或许是一条更好的出路。美国剧场的市场运作非常好，几乎都不用政府贴钱。在演出融资方面，国外演出商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便是善于寻找资金来平衡预算，成本就不会全部转化到票价这条单行道上。

　　在国外一些演出业比较成熟的国家，演出已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中，而在我国，现在看来还只是一个良好的意愿，这需要真正的改革措施。

　　高价演出并非演出业市场化中的正常现象，正是由于国内演出业存在垄断资源、地方保护等现象，造成演出市场高度不透明，缺乏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