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就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
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事实上，西方的“社会公器论”只是一个虚伪的口号，可以这样说，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是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界定，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因此，党性是媒体的生命线；强烈的党性要求我们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天然结合起来。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本质是执政为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一党一己的私利；同样，人民的心声须要通过党和国家的意志才能变为美好的现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的媒体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党管媒体”写入党的历史性文献，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媒体生存发展的规律。总之，我们的媒体，是党领导下的喉舌，绝不是什么“社会公器”。
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言论监督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加强。然而言论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一种民主形式，绝不是媒体“独立”的包打天下。进行言论监督，要讲党性，一是出发点要正确，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满腔热情地有利于改进工作；二是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切实做到批评有回音、监督有效果、整改有下文，最终起到既解决问题、又振奋人心的效果；三是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受类似“公器论”那样的口号的迷惑。吉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