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近日，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向社会发布并引起强烈质疑。一系列迹象表明，该报告明显失真，甚至纯粹是一次“恶意公关”。然而，即使终有一天“杜蕾斯”收回报告甚或站出来道歉，但“性伴侣数”、“19.3人”之类的讯号依然会深印在民众脑海里，并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
不知怎么了，近期性新闻异常多，最“打眼”的是以广州“性文化节”为背景、以著
名性学专家潘绥铭为代表的新闻“系列”：一是“性化”论，二是对“一夜情”的独到注解，三是建议向“小姐”学习性技巧。笔者深信潘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上述观点和主张毕竟仅是一家之言，是处于学术研讨之中而尚无定论的东西，并不具备对民众普遍指导的意义。但如此大张旗鼓地广为传播，闹得如此家喻户晓，是否也会产生“杜蕾斯报告”效应，笔者不无担心。
据说在医学科学领域有严格的、约定俗成的规范：一种新药、一种新的手术方法或诊疗技术，在未经充分论证和效果验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大面积推广于临床的。包括性学在内的研究领域，按说也应如此。潘教授或其他性学专家们关在学术讨论的会议室里、限定在一定知晓范围内，大可标新立异，大可直抒己见，但干吗如此急着向公众传播？正像国外影视作品“分级制”一样，看来性学观点在传播时也宜实行“分级制”，例如“小范围的专家研讨级”、“一般范围的爱情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研讨级”、“性知识大众版的科普级”等等。假如真有这样的“分级制”，潘教授的很多观点，大都应纳入“大众不宜”的范围。
以“一夜情”为例，潘教授认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等人的权利”，此说如若引起性学同行们的激烈辩论倒也罢了，而一旦向民众传播，其性质、作用就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一般百姓不可能、也没充分的鉴别力去与潘教授学术研讨，而著名学者的观点到了百姓那里，很可能被看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专家的价值不一定主要表现在公众知名度上，而是体现在某学术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性学研究也应如此：性学专家肩负推动性关系、性文化进步的使命，于是需要深层次的研究和突破，但最终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不见得是某位专家的“语录”，而是从正确的学术观点中演绎出来的政府政策、大众舆论、科普知识等等。
专家与歌星也许永远不同。假如专家想把自己变成歌星或别的什么“星”，闹不好会造成价值取向的迷失和自我的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