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和龙市平岗平原的东城镇太兴村，有农户340家、1400多口人。全村除了170公顷水田和240公顷旱地外，没有别的资源优势。人多地少，增产潜力又有限，要是光靠耕地，农民难以实现增收致富。可是，这样一个村,近几年来人均收入一直高达5000元以上。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走出田野，发展劳务经济。目前，全村有410多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其中230人到了城里，有在延吉的，也有在北京、青岛、威海的；还有180多人远走高飞，到国外去赚洋钱。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延边农村可以信手拈来。据记者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州农村有一部分富余劳动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就地转移；另有9.3万多人走出田野，转移到外面从事非农产业，这部分人占全州富余劳动力总数的46.5%。其中，有1.5万人到省外长年务工，还有2.1万人到境外淘金，足迹已扩大到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以色列、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领域多达10多种。转移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和市场化。有政府组织的，有村里组织的，有经纪人组织的，有邻里带动的，也有投亲靠友、自寻门路的。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去年，全州农村光境外劳务输出这一项收入就达6亿多元，平均每个农户3000元。
大批农民外出打工，既赚到钱，也学到了一两门致富技术和本领，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同时，他们置身于现代气息和城市文明之中，视野宽了，观念新了，志气大了。许多农民用带回来的资金和技术热心上项目，办企业，给当地农村和城市经济注入了蓬勃生机。“出国去打工，回乡当老板”，这是近年间在安图县石门镇出现的一种新气象。据镇党委书记姜银哲说，从1998年到2003年间，该镇境外劳务人员累计创收1.1亿元，目前已有46名出国打工人员回乡兴办各类企业，年创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青年农民吴凤哲从韩国打工回来后，承包了镇里的一处水库，现已投资60多万元兴建了当地独一无二的旅游度假山庄，前景看好。
记者看到，延边农村转移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在一派蓬勃景象背后，也有一些恼人的困惑和苦涩的话题。
一些乡村“走出去”缺乏规则，在运作过程出现了盲目和无序。据保守估计，转移到城里和境外劳务经济的富余劳动力，50%左右为“自力更生”，自发转移。这其中，有熟人介绍的，有邻里带动的，也有传媒和街头广告促成的。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缺乏可靠的组织和引导做保证，而带有较大的侥幸性和盲目性，屡屡发生上当受骗和花钱打水漂儿的现象。记者所熟悉的安图县石门镇茶条村农民许永国和他的妹妹许福今，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张罗出国打工，先后通过两三个中间人找门路，办“手续”，钱已花了五六万，至今却人出不去，钱要不回来，使兄妹俩很是焦虑和苦恼。这类事在延边农村并不少见。这是其一。那些业已圆梦，到城里、到国外打工的部分农民，因种种原因，他们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有的拖欠或克扣工资，有的工时过长，有的劳动条件差，甚至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等等。这是其二。
大量中青年劳动力走出田野，远离家乡，一些乡村“留守部队”多为老弱病残，现有耕地侍弄不过来，特别是那些偏远山村，好多耕地无人耕种又找不到接包人，导致弃耕撂荒。这是其三。
除此之外，较为普遍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土离乡与土地流转之间矛盾突出，使他们无法安心离开，从事他业；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缺资金、缺信息、缺技术、缺渠道，转移面临“路漫漫，雾茫茫”……
延边州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上述种种现象和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破解难题，减缓矛盾。敦化市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流转制度》，允许和规范了土地有序流转，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使立志外出农民安心离乡。同时，作出相关规定，在贷款、信息、输出渠道、岗前培训等方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全方位服务，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务经济的发展。去年，该市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4822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7%，全市农村人均收入3005元中，8.8%为已转移富余劳动力创收所得。记者金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