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下的制度选择

　　张良

　　苏州的腐败大案正在带给当地政坛一阵恐慌，也带给其他景仰苏州的人更大的恐慌。在被人称道的依托深厚人文传统 打造出的“廉洁特区”，文化的制约终于还是抵不过利益的诱惑。道德自律的模范走下神坛，带来的是又一轮“道德恐慌”的 冲击波。这为近期有关执政能力的大讨论增添了另一个注脚。

　　按中央权威人士的解读，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党政干部面临着能力和作风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它 们的缺失使得执政成效大受影响。解读将能力问题置于作风问题之前，指出相当部分干部在能力上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这给党带来了危机，或者用毛泽东在65年前的话说，带来了“恐慌”。当时，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用自己特 有的风格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那时的纯洁延安还基本不曾遭 遇腐败问题的挑战。

　　从上世纪80年到90年代，“本领恐慌”和“道德恐慌”交替出现，直至现在两种“恐慌”齐头并进，共同挑战人 们对政权的信任，使得执政党需要作出新的制度选择。

　　在加强反腐，减轻人们对政府的“道德恐慌”上，新的全面预防之道正在酝酿。衡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要比较制度 取得的效果和执行制度所付出的代价。在执政成本的考量下，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面对大面积腐败，建立预防的制度比建立 惩罚的制度更重要和更经济。在强化相关机构的查处职能及处罚力度之外，建立更合理的权力分割和互相制约机制，才是消除 腐败的根本之策。

　　同样，解决官员们的“本领恐慌”问题，也需要运用新思维。

　　本领的不足，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而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情绪也曾全面弥漫。经过一段时间硬着头皮地 去闯、去摸，官员们渐渐搞清了市场经济的门道，并在GDP的单一指标下，游刃有余地行使着资源调配的权力。但是，经济 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数字的上扬，还将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未知的疆域，就像从河道进入了海域，没有了熟悉的 坐标、水流和方向，一切参照系需要重新建立。

　　在外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变，全球标准的逐步接近和统一考验着我们一 贯行之有效的原有模式，与国际接轨已不分前沿和后方；在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紧张和撕裂，多种利益集团 的交叉纠集，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都在全方位挑战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些几年前还只是预测和苗头的东西，现在正在成 为各级政府执政任务的核心。

　　一些官员一筹莫展，一些官员越忙越乱。过去的知识已经老化，新的套路还未找到。“本领恐慌”开始成为普遍而紧 迫的问题。

　　加强学习是惯常的补救之策。不过，补救总是意味着被动选择，意味着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也意味着更高的解决 成本。

　　如同“道德恐慌”的解决之道，对“本领恐慌”，我们也需要建立这样的共识：建立筛选的制度比建立学习的制度更 重要和更经济。

　　让已在其位的人学习补课，这种寄希望于个体的知识积累其实风险很大，成本很高。对混年头的平庸之辈来说，还可 能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要更有效地利用社会的人力资源，更充分享受社会的知识成果，建立一个能吸收各方面现有优秀 人才的官员选拔机制同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让能者能上，这比寄望于不称职者的自我提高改善更有价值。近期出台 的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和选举方式、严格控制领导任期等措施，都可看作是解决“本领恐慌”——实质是“人 才恐慌”——的主动出击。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是选举政治的一个代表，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议，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为“有钱人 的游戏”的政治活动，虽然耗费惊人，但客观上保证了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岗位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一个 社会成本最低的选择。选举，实际上是政治人物的质检仪，它不能杜绝“次品”，但可以有效降低“返修率”。

　　所以，好的制度应该是有效地选出能人，并迫使他不能变成坏人。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但也需要付出代价才能懂得 ，就像过去数十年我们面对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时的反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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