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公众与媒体关注的刘晓静一案昨日开庭审理。大树砸人的责任认定与索赔金额的认定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由于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1版、3版)
“刘晓静事件”发生后，公众和媒体之所以对其紧抓不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而言，大树砸人这类性质的事故发生绝不会是个例。广告牌伤人、电线
伤人、少了井盖的地下水道伤人等等事故我们经常耳有所闻，这是一个具有公益性的事件。尽管在这类事件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然”因素或者说“偶然”因素，但在这些事故面前，责任的认定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即便难以完全将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清楚分离，也有必要认定一下各自的责任比例，如此才有可能督促事故背后的相关部门在今后尽职尽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刘晓静案如此，对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看到，在“责任认定”辩论的背后，事实上隐含的却是刘晓静案所附带的公益性能否得到正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桩个人诉讼的案件，如何正视并保障案件的公益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个颇为流行的故事或许可以一鉴：中国的老太太在马路上摔了一跤，站起来后可能抱怨几句、冲地面“呸呸”几声便继续赶路，此事就此了解；美国的老太太要是在马路上摔了一跤，站起来之后她不抱怨，而是将市政建设部门告上法庭，请法律部门裁决，分清楚是路人的责任还是市政的责任。同时，市政部门会投入精力研究如何改善路况以避免更多的人摔跤。同样的遭遇，解决的方式之所以不同，除了运用法律成本高低有所差别外，内心观念与外在大环境可能对其也有所影响。
刘晓静事件发生后，就是由于当事双方对责任认定的立场差异，乃至这种差异的难以调解，将事件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法律判断是非、明晰责任，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法律存在的意义。因为，法律在界定责任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各个不同主体利益的一次调整和分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充满感情并不失理性的工具，它保证了社会的运行更加和谐。
世所共知，我们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希望法律保障下的公民能够生活的更加安全、自由、幸福和人性化，人们能够在一个合理、公平的秩序保障中普及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具体到“刘晓静之死”中，从“事件”上升到“案件”，除了表明事态的升级之外，也表明了当事双方对法律的尊崇，并对法律寄予的无限期望。
这个时候，我们期盼法律的公正的判决。
惟如此，对逝去的刘晓静来说，是文明社会对无辜生命的忏悔；对刘妈妈来说，是文明社会对她的安慰。而案件所附带的公益性也只有在法律的公正的判决下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