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爱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1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反腐模式：零度容忍，贪一块钱也不行，“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2日)
近年来，中央一直把反腐工作作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采取了一系列得力和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根本的抑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还很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腐败行为泛化的严峻形势：腐败行为年轻化，“59现象”发展到“29、39”现象；腐败行为普遍化，以权谋私“寻租”，已成为很多手握实权者的“自觉”行为；腐败行为“合理化”，一些小贪官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算不了什么，有些落网贪官甚至很不服气；腐败行为“集团化”，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越来越多，有专家称这已经成为腐败案件的新规律(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语)。这种状况的形成，尽管原因复杂，但和腐败案件立案尺度过松、查处不力、社会舆论宽容有着直接的关系。
较之香港，我们无论对腐败案件立案尺度还是惩处力度确实宽松得很。比如涉嫌贪污受贿5000元的个人，才够立案，而实际上万元以下的鲜见受到严肃处理，听说现在一些窝案因牵涉人数太多，查处也就“抓大放小”了。一些贪污受贿数百万甚至近千万的，因为其中“巨额财产不明”，往往结果也只是处个无期或死缓而已。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则越来越表现出默认腐败，宽容腐败，乃至“羡慕”腐败的倾向，面对腐败，见怪不怪，甚至“笑廉不笑娼”，认为贪官有本事，清官则被认为无用，致使贪官吃香，清官孤立。试想，如此这样一味“宽容”下去，反腐败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呢？
腐败问题，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群体而言，都有个由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些贪官最初收些钱，往往心里七上八下，吓得要命，可一次次的“安然无恙”，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助长了其贪欲。而与此同时，由于腐败行为不易被察觉，加之就算被抓住了，轻微的贪污受贿行为也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结果导致腐败像瘟疫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出现泛化问题。因此，对腐败行为实行“零度容忍”，连贪一块钱也不行，也要受到处理，这对防止和遏制腐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香港的反腐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