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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吼落繁星——与人民文学奖得主陈应松的对话(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4日07:14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时间11月12日

  人物陈应松

  采写 楚天都市报记者周洁

  摄影记者萧颢
一吼落繁星——与人民文学奖得主陈应松的对话(图)
人物简介

  陈应松,祖籍江西余干,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出版有长篇小说《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别让我感动》;小说集《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黑艄楼》、《苍颜》等;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曾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奖、2004年人民文学奖、第一、二届湖北文学奖等。

  对话背景

  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10月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晓,湖北作家陈应松以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证明了“真实”依然是小说最雄辩的力量(评委语),与莫言、于坚、雷抒雁、张执浩等共同分享殊荣,该书的同名电影将由著名导演吕乐执导。

  近年来,凡有中篇小说评奖,陈应松多独占鳌头。于是有评论家曰:在中篇小说创作领域,陈应松不仅领跑湖北,更是领跑中国文坛。日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陈应松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已获鲁迅文学奖。

  11月12日,记者来到陈应松的家,举目所见是神农架山民围猎用的牛亡筒,锈迹斑斑的猎枪、子弹袋……我们的对话就在这样一种“神秘”的神农架气氛中展开。

  神农架有自己的精彩

  问:读《豹子最后的舞蹈》,发现写那只孤独的豹子的句子:“在我得意时,我看我喷发出去的吼声是否震落了天上的星星。我以为我总能震落那些高傲的星星。后来应验了。”有点像说你自己?

  陈:哪里,我没什么可得意的。不过,豹子的内心肯定是人的内心,说不定就是我这个写作者的内心。

  问:著名作家莫言说你的神农架系列,“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梦魇和幻觉的艺术世界,这是属于他的王国,也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个亮点”;张炜说你的神农架小说“是当代最有魅力的文字之一”;陈建功说你的“作品充满了奇崛的意境和惨烈的感情……满足了我们的许多期待。”可否这样理解,因为神农架,你一吼落繁星?

  陈:感谢作家们对我的鼓励,更感谢神农架,它使我获得了浩然之气。

  问:神农架给你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

  陈:没有人不能上去的地方,没有人不能生活的地方。

  那儿风景美,但山民穷。当地政府曾做过一个关于山民生产生活调查报告:×村距乡政府50多公里,方圆百公里杳无人烟,没有电灯、通讯,听不见广播、看不见电视,仅有一条能通向×乡政府的人行小道,山路崎岖陡峭,蜿蜒阴森,年青小伙出山一趟得走两天,老人、小孩根本无法出山……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一代又一代生活着,需要一种罕见的坚韧和顽强。

  神农架被称为“中央山地”,过去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个红毛大野人出没的,树木遮天蔽日的传说存在于世。它座落在巴楚文化的沉积带上,以封闭、贫瘠和智慧保留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和文化中最宝贵的神秘信息。走近了,你就会发现生命与命运在那里呈现出一种简朴、圣洁和庄严的状态,动人心弦,又让人满怀敬意。

  深山挂职差点丢了命

  问:听你省作协同事讲,你是挂职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下派到神农架的?

  陈:(笑)我不是“被”下派,是我自己要求的,但不是心血来潮。我感到自己的写作资源有枯竭的危险,必须走下去,让整个身心沉入生活;另外,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患上了社交恐惧症,害怕见熟人,就想躲往深山,调养身心。44岁那年,我痛下决心前往深山。

  问:神农架山清水秀,的确是个安养的好地方。

  陈:我不是去看风景的,当然也没想到写小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写一本关于森林的随笔。

  问:有没有不顺?

  陈:太多了。穿过深山老林是非常危险的,常要走两三天。在那些支线公路上,公路只有两个车轮宽,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采访途中,就有大山崩裂的石块落在脚前,我差点把命丢了。因血压高、高山反应、心脏不适,在远离人烟的深山医院里,我不止一次地想,是不是神农架不欢迎我?我甚至流过泪。那时,对神农架我还未著一字,对这莽莽苍苍的神秘群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我克服了一切。我采访了无数农民、采药人、猎人、过去的伐林工,对无数陌生的山里人、山里事、山里的景物,我用一个并不高级的傻瓜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约有二十来卷,用以作为“记忆”,也便于我回城后“反刍”。

  问:歌德说:“真正的幸福不会打动我们,完善我们,我们只获得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意思是说,苦难只成全了作家的作品,而苦煞了生活的人们?

  陈:确实,生活不幸作家幸。就像温总理告诫我们干部们的:耳边常闻饥冻声,这样才能执政为民。作家也一样,要贴近人民,要访贫问苦,这有利于我们写出真实的生活来,使作品更贴近真理,有益社会。

  荒诞故事有生活原型

  问:你说“那种以为呆在家里,泡在咖啡馆、茶肆里就能写出好作品的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苍白的人生态度产生苍白的小说,好的小说素材蕴藏在民间,你必须用自己的脚当锄头去刨才能刨到”。在神农架,你刨到了哪些珍品?

  陈:我已出的中篇小说和即将杀青的长篇小说即是。还有,别样的生存经验。比如,你应该穿什么鞋走山路;你在山里怎样识别路线不至于迷路;你怎样过一条河,而不被山洪卷走;怎样找蛇药赶紧治毒蛇咬伤,怎样止血;怎样接骨,怎样防止野兽的袭击和狗的进攻,怎样行远路……它们是我的创作源泉。

  问:所以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最过硬的。”

  陈:对。一个下天,我为了补充素材,第二次去采访一个活菩萨——多年来专门在神农架最险的公路处施救的残疾人。因为路上封冻,林区为保证我的安全,不给我派车,我就到街头租了个小卡车。果然在翻过燕天垭时,看到一辆大货车刚滑下山崖,司机跳车后还惊恐未定。这情景都给了我内心极大的冲击。我得知“活菩萨”小孩上学困难,便给了他100元钱,而上车离开时,他却塞给我一袋子核桃和一包自己炒制的上好茶叶。在冰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我突然悟出: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

  问:你的神农架系列《豹子最后的舞蹈》的孤独、《云彩擦过悬崖》的激情、《松鸦为什么鸣叫》对死亡的理性叙述、《狂犬事件》对非常事件的刻画等,都源于生活的真实?

  陈:所有作品都有原型。

  问:看《狂犬事件》总觉得太荒诞,“一个人死前屙出的血块全是狗形”。

  陈:《狂犬》故事来源于神农架的一张旧报纸,里面的耸人听闻的每一个情节都不是我胡编乱造的:一个人把给自己的五针针药分给牛打了,最后人、牛都死了……

  张爱玲说:生活比小说更传奇。神农架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就算你不想神秘和荒诞,那些神秘的东西也会不自觉地跑到你作品中来,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不胡编,有分寸就行。另外,小说的神秘性是为作品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服务的,是增加这种小说的诗意。

  因为敬畏所以慎重

  问:作为曾经一稿速成的“快手”,为什么一到了神农架,怎么就有些难产了,一个中篇常常三易其稿?

  陈:(笑)打个比方:听说一些屠夫年轻时杀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连眼都不眨,到了五六十岁,手就抖了,见了猪脖子就像见了人脖子,不敢杀了。因为他对他的对象产生了一种敬畏,甚至恐惧。

  问:难产是因为敬畏?

  陈:是的。我认为写小说也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写我这样的小说。比如我写《松鸦为什么鸣叫》,一个人在荒无人迹的山道上背着一个死尸,不停地同死尸说话,写这样的情节需要有定力;《豹子最后的舞蹈》,模仿一只濒死豹子的漫长内心的回忆,同样要驱赶一种孤独的恐惧……你要把这件事情的叙述的弦绷紧,不能有一点点的松弛和游移,也需要一种支撑内心的力量。我喜欢现在的推倒重来。

  问:近年来,不少作家都在为“新乡土主义”而努力,为传统乡土文学找出路,如毕飞宇的《玉米》、阎连科的《受活》。看你的作品,像描写森林大火:“烧得星星砰砰地下坠”;刻画野兽对猎枪的恐惧:“在它前面……春天变成了陷阱,阳光变成了黑夜,生命变成了怀念”……诸如此类,诗人出身的你,巧笔点染平凡中的诗意。又像评论家们所说:在我们现在的文学中许多很少看到和遗忘的东西,如温暖、光明、善良、坚韧、勇敢等,在你的小说中浓墨重彩地重现了。这,可否解读为“陈氏新乡土主义”?

  陈:(笑)其实我不关心主义。文学的真理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从当年的“公安水乡系列小说”(如《黑艄楼》、《黑藻》等)到近年的“神农架系列”,我一直就是这样的风格。只不过,文坛承认的是我的“神农架系列”而不是其它。

  问:神农架系列小说的成功对你日后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陈:意味着我可以专注于写一种东西了,不再游移,不再像一个文学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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