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修仰峰
卫生部叫停脑科手术戒毒后，一些地方医院的专家提出质疑，认为该手术是帮助吸毒者摆脱对毒品过度依赖的惟一途径，并且治疗效果良好。
中央卫生主管部门与一些地方医院在这个问题上为何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神经外
科专家李勇杰的释疑揭开了“质疑”背后的深层动因———“目前戒毒手术大概3万至5万元一个。现在手术完全还处在研究阶段，所有接受手术的人都是实验对象。既然是科研就不能收费，所以说现在很多医院做手术完全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11月4日《新京报》)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卫生部叫停脑科手术戒毒，无疑让地方医院在经济收益上蒙受损失。
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对峙：尽管吸毒是违法行为，但吸毒者也是公民，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吸毒者不该沦为“小白鼠”，这是卫生部所持的生命尊严逻辑；既然戒毒形势如此严峻，戒毒者又是自愿的，为什么不利用“先进”的科技为社会减少负担，同时赢取利润呢？这是一些地方医院自以为很能自圆其说的利益三赢逻辑。
谁是谁非已没有争论的必要。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最基本的医学伦理在利益面前，会变得如此脆弱？为什么被人类奉为圭臬并矢志追求的科技进步总免不了异化的危险、走向谋取人类幸福的反面？李勇杰的介绍让我们明白叫停脑科手术戒毒这把“双刃剑”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切割———很多人手术戒毒后性欲下降，对周围的人、事漠不关心，还可能出现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改变。当一个吸毒者通过脑科手术，“成功”摆脱了毒瘾的纠缠，却发现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一点一点地离自己而去、呈现出“非人类”特征的时候，谁是这场“谋杀”的主凶？
按照一些专家的逻辑，脑科手术以及手术的操作者当然是不应受怀疑与谴责的，在他们看来，吸毒者是否摆脱毒瘾成为判断该手术成功与否、道德与否的惟一标准，他们也只对此负责，手术之后的“非人类”特征不在他们管辖的范畴内。
这是一种典型的科技崇拜主义。这种科技本位思维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总是与科技的创造如影随形。从原子弹、克隆技术到脑科手术戒毒，等等，在科技崇拜主义者眼里，科技创造与运用的效率最大化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科技是“上帝”，其他都是应该拜倒在科技脚下的“奴仆”，为科技驱使，证明科技的威力与神圣。他们的荒诞性在于忘记了追求科技进步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什么，忘记了人不是手术台上的鼠、猴，可以任意地被肢解，而且人还有情感、人格、精神。
科技本位主义一旦与过度的利益驱动合流，其灾难性后果无须赘言。因此，脑科手术戒毒以及围绕此展开的争论，如果要总结它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再次提醒渴望更有价值与尊严地活着的人们重新思考科技与人类这对命题———为怎样的终极目标追求科技进步？谁该占据科技探索历程中的主体位置，怎样给科技冲动的野马套上有效制约与理性使用的人类伦理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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