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险与“有所为有所不为” 罗青 “问责风暴”给官场造成震撼，“问责制”使我国官员仕途平添了几分风险。
所谓问责，就是对那些该干好而没干好工作的官员追究责任。人民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利，官员理所当然要为权力承担责任。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官员重权轻责，对“出事问责”这起码的游戏规则不习惯。忽然间要问责了，他们就感叹“当官的风险太大了”，其隐含
的逻辑是，以往权力行使中的制约太乏力了，出了事可以不负责任。
“问责制”冲击着太平“官念”，如今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正视肩负的责任和面对的风险，就是要为民用权，忠于职守，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同时也要有所不为，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坚决不为，违法、违纪、违职的事坚决不为。
而也有少数官员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想的是如何逃避责任和风险，其“有所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去作为，对自己不利或有可能带来不利的事情就不去作为。比如，对安全事故问责制，他们知道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于是便从“前途”，防止“引火烧身”考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应付监督检查，走上层路线，搞投机取巧，出了问题如何隐瞒“金蝉脱壳”上。抓安全工作搞形式主义那一套，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为推卸责任，他们甚至不惜用安全捆住发展的手脚，一味求平安，以至无所作为。
这些“有所为有所不为”者，在“问责”的压力下放弃事业心和责任心，失去职业道德和人的良知，围绕政绩、私利而行事，该作为的也不作为，碰到矛盾和问题绕开走，能躲的就躲，该管的不管，不愿作为也不想作为。且不说是否有问责“恐慌”症，这些人连起码的政德也没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目的是促进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职责，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为躲避“问责”而不作为，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政府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不仅要对乱作为“亮红灯”也要对该作为而不作为“亮红灯”。我们要建立的不仅是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更应该是高效政府。今年出台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权责统一”。政府官员如果不是按这个要求用好权，担好责，而是要么乱作为要么不作为，就要承担行政、政治乃至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