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晚上，得知阿红逝去的消息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脑海中全是阿红的影子。好不容易捱到早晨5点半，坐上车匆匆赶往阿城。车上的同事都在议论着阿红，可我怎么也难以融入他们，心里感觉堵满了无名的情感。
当我开始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说明一次采访结束了。可这一次是我当记者以来最漫长也最揪心的采访。两个月，从认识到了解，当理解刚刚开始，命运便无情地将她带走，留下
来的只有一些零散的记忆和真挚的怀念。
从第一次接触阿红她就不同意采访，她说怕别人说她是在炒作自己，“我只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不想张扬。”她很坚决，坚决得让人不忍反驳。“那我们做个朋友吧，我经常来陪你。”“那太好了，我这儿随时都欢迎你。”
在那之后，我又几次去看阿红，这中间了解到，她是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南方一位女士在死后将角膜捐给眼库的事迹，才动了要捐眼角膜的念头。阿红说：“我是学政治的，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我觉得中国人保留全尸的观念太落后了，人死后，反正都要烧，为什么不把有用的器官拿出来帮助别人呢？”她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阿红告诉记者，“开始我家里人也不能接受，但是他们毕竟是通情达理的，再加上太爱我了，看我这么坚决也就同意了。”每当阿红聊起身后捐角膜的事情，她的妈妈总是背过身去悄悄地抹眼泪。
一次去看她，她笑着告诉我，“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原来，前一天晚上阿红病情突然恶化，“我当时感觉好像是在大海里漂，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我怎么也上不了岸。”
阿红说，她不是一个好记者，因为她太容易将个人感情搀杂到采访中。每当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们，自掏腰包是家常便饭。同时她又太过于较真，看见不平的事总要管一管，为此也得罪了不少官员。
阿红的性格很开朗，但她的爱好却不是很多。从小到大，她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她说，她也不知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看书。上学时爱看，上班后还是一样。阿红曾经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含金量最高的日子，在那里她不但获取了知识，也获得了许多沉甸甸的友情。
几次去探望阿红，我都没遇上她的爱人。我曾经问她，她故作生气地说：“他呀，忙着呢，没时间。”可过不了一分钟，她又说：“他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结婚六年，我病了四年。在这四年中，他没有一句怨言。为了多挣些钱给我治病，他一人打两份工。我们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来得及生一个孩子。”阿红说。
每一次去见阿红，回来后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她的善良、乐观、进取、顽强，在她逝去后的几个小时里突然全涌到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她的心情，领悟了她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能健健康康地活着，真好”。（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