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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称易经阻碍中国科学诞生 众多专家回应(2)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5日09:25 中国新闻周刊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本刊记者/方玄昌 郑伟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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