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副市长姜人杰被双规 可能为迄今最大贪污案

2004年7月7日，在苏州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结束之后不久，公众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见到他在电视上公开露面了。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姜确实“出事”了。至截稿日止，记者打开苏州的官方网站，在“市长专页”上的“市长简历”一栏，8名市长、副市长的简历中仍然存有姜的简历；在“市长分工”一栏，也清楚写着：“姜人杰同志分工负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但是在“市长信箱”一栏，却只有其他7名市长、副市长的信箱，

唯独没有了姜人杰的信箱。

据透露，苏州市政府除了把姜的工作移交给副市长周伟强代管之外，还没有做出其他行政上的新安排。

被称为苏州市十大民心工程之一的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在2002年9月12日正式开始运行，如今已成为苏州“服务型政府”和“高效率行政”的象征，成为全国很多城市争相效仿的对象。这正是在姜分管的工作范围之内。在该中心网站的“中心新闻”一栏，记者找到了35条关于姜人杰的新闻，清楚记载了姜38次(可能有3次漏记)到“中心”现场办公，审批城市规划项目的工作。第一次是在“中心”刚成立的几天，即2002年9月20日，姜人杰来到“中心”现场办公，对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的88个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审批。这也是他在“中心”的38次现场办公中审批项目最多的一次。在该条新闻中还写到：“从上午9时30分至下午3时10分，姜副市长连续5个多小时在‘中心’进行现场审批，并表示，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来‘中心’现场审批，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亲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此后，姜人杰基本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一次，来“中心”现场办公。审批项目少则十几个，多则四五十个，最少的一次也有10个项目。该“中心”对此所做新闻记录的基本内容、格式几乎都一模一样，每次只是改动几个数字，且只有一句话，“某年某月，姜人杰副市长第几次到中心现场办公，共审批了多少个城市规划建设等项目。”可见，审批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是他两年来常规性的工作内容。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8月，新闻中记载：“8月5日，姜人杰副市长第38次到中心现场办公，共审批了20个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可以确认，这之后姜再没来过“中心”，因为随后的记载已经变成：“8月18日下午，周伟强副市长首次到中心现场办公，共审批了19个城市规划建设等项目。”显然，姜的工作已移交给周。“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证实，“姜的工作暂时被停止了，不清楚什么原因。”

另外，此前的8月13日，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珉曾带领苏州市4套班子领导深入城乡建设工地，考察交通、市政、绿化等城市重点建设工程。而随同王珉考察的市领导中，原来主管这些建设工程的副市长姜人杰却不见踪迹。

管城建的官员容易出事，这已成为全国许多地区的常例。文化苏州也没有免俗。从记载上看，一名副市长如此高密度地审批建设项目，本身就蕴含极高的腐败风险。

姜的“遗产”

在苏州的一般市民眼中，姜的形象一向比较正面。

如果你在苏州打的士，经常会在司机面前的一个小液晶屏上发现同一个数字—104.8，这是苏州的司机们最常收听的广播频道——苏州交通经济广播频率。就在苏州万众瞩目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不久，今年6月，姜专程来到该电台直播间，专门就苏州市政建设问题和交通问题与广大司机们聊天。

当时有这样一个背景，世遗大会的会期仅有10天，但苏州市为此奋斗了整整10年，更从2002年起为此投下100亿元人民币，进行大规模的园林整修、古街修复以及城市交通网建设等市政建设。近两年以来，人们感觉苏州市俨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在施工，到处在堵塞，给广大司机们带来了极大困扰，一谈起交通大家就颇感头疼，有时甚至很气恼。为了能够让世遗大会顺利召开，同时也为了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于是姜人杰主动来到电台与市民“面对面”。

据说那次姜与听众聊了很久，沟通非常成功，司机们多对当时的现况表示谅解，同时也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大家普遍对姜的印象都很好，感觉这位副市长“很和善”、“不急不躁”、“亲和力很强”，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的人也说他“总是笑嘻嘻”的。

姜出事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司机都表示非常惊讶，认为苏州的市政建设、交通改善得很好，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很完美”，感觉姜“不应该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姜人杰是从2001年起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关注他任期3年来的主要工作重点，我们几乎可以显而易见地将目光锁定于“世界遗产大会”。

早在1993年，中国政府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申请承办世遗会，当时因条件不成熟，未获通过。直到2001年，在芬兰举办的第25届世遗会上，才通过“由中国政府承办第27届世遗会”的决议。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苏州市，即刻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承办申请。2002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第26届世遗会上，通过举手表决，苏州被确立为第27届世遗会召开地。经过10年的努力，苏州眼看即将如愿以偿。

因为世遗会有上百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参加，无疑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更主要是对我国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故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古城苏州而言，则意味着重大的挑战和机遇，于是就从这一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

精心准备了一年之后，却因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风波，第27届世遗会被迫易地巴黎，苏州与27届世遗会失之交臂。当苏州市再次提出第28届世遗会的申办申请时，最终得到其他申办国的让步和支持，获得了举办权。

姜人杰曾说，这次世遗大会对苏州来说是百年一遇、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央更提出要将其办成“历届最好、令人难忘、载入史册”的高标准。于是，更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和交通城建前所未有地出现在苏州人面前，总投资预算达到了100亿元。

姜人杰曾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过这100亿投资的去处：除了山塘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性修复工程、9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园林景观的保护性整修工程以外，自2002年起，苏州还建设了环古城河风貌保护工程、为减轻古城区交通压力而建设的环城快速交通网、以及通过庆虞河引太湖水和长江水改善苏州城市水环境的工程等等。

在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取得了明显成效：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东方水街”神韵再现了，河水水质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城市变漂亮了……一笔笔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投资落到了实处。

从这些市民中间，你很容易了解到，他们对近两年的市政建设最终是很满意的。这些工程不仅保证了世遗大会的顺利召开，也为苏州古城区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好了铺垫。因为从2003年起，苏州政府已藏有此心了。

姜人杰就投资价值问题曾自信地反问记者：“虽然世界遗产大会只开10天，大量建设成果却留下来了，你说值不值？”

但是，初步披露的事实已显示，姜在用巨资打造一个新古典苏州，留下大量建筑成果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数额不菲的金钱。

特批权害人？

对一些了解官场内情的人来说，他们对姜的感觉和普通市民却有明显不同。一名跟房地产界接触密切的律师透露说，房地产业界很多人对姜的印象并不很好，说他经常会“干预”一些市场交易。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姜被双规的偶然因素：“实际是姜的儿子害了他。姜的儿子开了一家拍卖行，由于某些做法开罪了其他同行，所以姜遭到举报，说他挪用了公款。案子是由中纪委直接查下来的，姜的儿子也被带走了。”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姜是在批示两片土地转变用途(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了商家数千万元的好处。因为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可以相差10倍甚至20倍以上。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价格目前在每亩15万元左右，而商业用地则可高达每亩300万元以上。伴随工业起飞，苏州大部分土地是以工业用地批出，但随着近几年房价飞涨，有些地方又成了商品房俏地，于是有人就想转变土地用途，改建商品房。但原则上讲，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而这个特批的权力，就掌握在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手上。

苏州科技大学一名专门研究土地问题的教授告诉记者，苏州土地的使用非常严格，首先工业用地必须在中央备案，而从市到县每一块的商业用地，都要通过在拍卖会上竞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权，土地拍卖全由政府组织，具体负责拍卖工作的是国土局的“土地储备中心”。记者从国土局得到了同样的说法。这名教授指出，这本来是非常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漏洞。

苏州当地一名律师表示，土地在转变用途的时候，却“不一定”需要拍卖，政府可以“特批”。不难推断，比较容易滋生腐败的制度缺陷，就隐藏在土地使用权转变的过程中。对此，走在全国工业化浪潮尖端的苏州，也将难获幸免？

那名教授最后还说：“就全国来看，这种寻租腐败可能表现在个人，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或者团体。对于姜人杰的问题，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现在还不清楚，但他出事了，这是真的。”

文化再深厚也取代不了制度

记者曾经在本刊发表过一篇文章《苏州，先进于人文》，对于苏州官员的服务精神、亲民意识和“被普遍公认”的廉洁作风，给予过高度赞赏。突然听说这样的传闻，同样深感惊讶与惋惜。

苏州近年来除了在经济发展上备受瞩目之外，更被看成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也是国内第一个市、县“文明城市群”。让很多城市头疼的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治安压力等问题，在苏州都不大。对于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征地、拆迁等敏感问题，因为始终坚持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多数拆迁农户都补偿了两三套房子，甚至连装修费都给予评估补偿，搬迁后还帮助就业，所以10多年来虽然拆迁面积超过360平方公里，但从未发生过任何极端事件。

苏州吴文化研究所所长吴恩培认为，苏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竞争中的佼佼者，重要原因之一是历届领导集体始终保持了一种宁静致远的理性心态。“苏州的官员办事讲规矩，注重文化修养，与这里的民风大有关系。几百万安静而有文化的市民，是苏州产生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官员的沃土。”所以，在20多年来，市和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无一人在任职期间出过腐败问题。

然而当下，这个无比鲜亮的苹果上可能就要出现一个黑点，20年来的神话随即可能破灭。沮丧之余，不得不使人直面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文化能够超越制度吗？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关键是制度的问题，一个社会仅靠文化与良心，是很难维系整体和谐的，特别是在权力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情况下，腐败终将是难免的，现在不出现，迟早也会出现。”

在苏州行政服务中心，当记者问及一名前来办理开业手续的民营企业主的感受，他说苏州的官员都很有责任感，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他也听说了关于姜的传言，却很直率地说道：“现在很多行政制度都已经流程化、规范化了，即使真有这种事，也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而坏掉规矩。”

可见，高效率的行政和好苹果上出现黑点同样都是制度使然。因为相对规范的制度，使人们表现得更专业、更高效；因为制度的缺陷，使得有人以不良的手段去钻空牟利。文化、良心及道义，因其本来的特性注定了他们只能成为“软约束”，那么作为硬约束的制度，就无论如何不能空缺。显然，不懈地去完善制度，仍然是市场化道路上一个恒久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