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生每年批量制造百万富翁

　　高收费录取低分考生 “利益链”上的黑洞有多大

　　9月6日，数名河南省焦作市的考生家长一起匆匆赶到武汉，在每人将3．5万元的现金交给一中介机构后，仅过一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分发到了家长手中。一位姓王的先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忐忑不安：他的女儿今年毕竟只考了324分（文科），连专科分数线都没过！他试着向教育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是“降分收费录取将不被承认

入学资格”。惊愕之余，王先生的举报揭开了又一起独立学院的招生黑幕。

　　“有的独立学院甚至不招上了线的考生，留着指标招没有上线却愿意交更多钱的学生。”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院长孙松发一语惊人，“每年招生都要培养不少百万富翁！像湖北的独立学院今年招生规模近10万人，保守估计至少有10多亿元被少数人中饱私囊。”

　　教育部最新公布核准的独立学院有233所，它们承担着30％左右的本科生培养任务，其中湖北29所，数量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按规定，独立学院对每位入学新生一年学费最多只能收1．5万元。但有了中介参与，一般每人每年要收3．5万至4万元。

　　一些独立学院负责人的解释是：“对低分学生高收费，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可以增加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记者曾暗访几所独立学院。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的新建校区内，几位家长告诉记者：“除了高额学费外，孩子入学后还交了1200元（一年）的住宿费，可这么热的天气，水龙头居然滴水不出，叫人怎么生活？”据了解，类似“半拉子工程”在其他独立学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业内人士分析，独立学院违规招生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是投资方在利用公办大学品牌扩大生源过程中形成了一条“利益链”。在这条“利益链”上，不排除个别教育主管部门的人员也捞足了好处。

　　违规招生成筹资手段究竟要“票子”还是顾“牌子”

　　多年来，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未发生一起违规招生事件，但其以无形资产“入股”的武汉学院第一年招生便曝出了丑闻。痛感声誉受损的同时，吴汉东校长更多的是无奈：究竟是要“票子”，还是顾“牌子”？

　　其他名牌大学也曾面临过同样的烦恼。2003年上半年，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被教育部树立为全国独立学院的“样板”，但仅隔几个月，该学院向不够录取分数的考生收取高额赞助费的丑闻被媒体曝光，最终清退款达1900余万元。今年5月31日，又因入学时校方承诺的本科身份突然被改成专科，发生300多名“高价生”集体堵校门抗议事件。

　　“票子”与“牌子”的博弈，凸现了众多独立学院面临的困境。公办大学以品牌、师资等无形资产与企业的资本相结合，后者将“票子”交给前者，换取“牌子”的使用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学院负责人透露：表面上看，我们学院50％的教学任务由“牌子”大学的教师承担，学院各系的主任也都由“牌子”大学的教授兼任，但是“牌子”大学的授课教师不到课堂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的课表也因此不断地调整。

　　目前，独立学院的办学经费除企业投资和学费收入外，多数靠银行借贷。据透露，有些独立学院要向出“牌子”的母校“进贡”总收入的40％。由于投资教育的回报期长，在举债兴建了“千亩校园”后，投资方当然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获取更多学费收入，以便尽快还贷后能够盈利。于是，违规招生成了筹集资本的手段。那些和独立学院捆在一条“利益链”上的公办大学，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位学生家长这样痛斥：在票子的诱惑下，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办大学不仅在出卖自己的品牌，而且在出卖自己的良知！

　　“大跃进”式涌现独立学院缺监管

　　我国2003年高校在校生规模16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仅为15％，每年都有大量考生因微弱的分数之差被遗憾地挡在大学门槛外。供需矛盾突出，国家财力有限。于是，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独立学院应运而生。但如今独立学院呈现“大跃进”式涌现，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院长孙松发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独立学院，且问题不断，掌握审批大权的主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了解，尽管因校园建设和教学设施不达标，湖北省已有3所独立学院今年被停止招生，但仍有近一半独立学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独立学院在办学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是其先天不足，而教育主管部门对其监管的缺位则导致其后天不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指出，独立学院有公办大学之名，少公办大学之实；有民办大学的筹资渠道，缺民办大学的监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学院就像一个“怪胎”。

　　很多独立学院投资者也不愿背“怪胎”的骂名。投资多所独立学院的弘博集团董事长巴能军说：“独立学院一开始依靠挂公办大学‘牌子’打开市场。但挂了‘牌子’，就乱了市场，这是一种许可证制度下形成的相对垄断。有些学校‘牌子’响，尽管办得不好，却误导了很多学生及家长。”巴能军表示，着眼长远，独立学院亟须教育部门营造统一的政策环境。他赞成独立学院摘掉身后公办大学的“牌子”，这有利于独立学院之间、独立学院与纯民办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独立学院强化自身品牌意识。

　　前不久，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的管理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大声疾呼：独立学院已有140多万在校生，且每年还在增加，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迅速改变对独立学院监管缺位或不到位的现状。（据《南方都市报》）

　　今日观点

　　教育收费问题源于垄断

　　继今年8月份表态高校收费制度“基本合理”之后，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近日在全国高校教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工作研讨会上再次表示，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立刻有评论指出，这表明普通百姓关于高校收费过高的呼声，至少没有被主管部门否认。

　　但是尽管有了这个表态，基本的政策信息仍然不清晰。对普通百姓来说，所谓不再提高收费，是因为民声鼎沸而暂行的权宜之计呢，还是在较长时期内都会坚持的一项政策方针？对于高校来说，财政经费短缺几乎是一种永远的痛。这是一块硬伤，如果不能从收费上聊作缓解，填补资源缺口的手段和途径应该是什么呢？换言之，高校收费只是病症不是病因，病因不除，收费冲动将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对张保庆副部长的表态依然将信将疑的原因，尽管这个表态确实有积极的因素。

　　目前中国高校有三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垄断体制，一个是财政短缺，一个是目标错位。按照给出的数据，2004年高校的在校本科生达1350万人，在校研究生85万人，论规模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它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了超大规模、世界罕见的垄断行业。它还意味着，政府既要一手包揽全部的教育，又长期无力提供足够的资源。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表示，一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这只是很低的标准，而舆论对于达到这个标准的预期并不乐观。如此有限的公共资源又要倾斜于少数重点大学与国际接轨，又要公平满足教育需求，结果可能两头都不着边。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所谓“通过必要的收费来弥补财政投资不足”的政策，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一种积极的扩大教育资源的办法。但是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它的恶劣后果也是明显的。它使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纵容高校内部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试想一下，高校背负着扩招的沉重压力，面对“国际一流”的高远目标，还有许多历史欠账，它的财政缺口该有多大。面对这样的财政缺口，不要说不再提高收费，即使将现有收费标准往上翻一番，也是填不满的。

　　客观地说，近年来通过各种科研项目的名义而投向高校的资源也有较大增加，但是高校仍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其中有复杂的原因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用一种“官本位”的官僚行政体制来管理大学和分配科研经费，已经越来越与这个时代相悖，并且日益扭曲教学和科研的本来规律。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收费是不可能就事论事而得到解决的。按照现代政策评估的逻辑，当教育部门的发展政策与社会公众的需求之间出现严重不吻合时，我们的评估必须提高一个层次，即重新检讨高等教育的价值目标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打破教育的垄断，让教育还权于社会，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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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和招生成高校腐败两大土壤

　　据省检察院透露，今年第三季度，群众举报高校腐败案件上升68％，排在卫生医疗系统的前面，高居各系统首位，其中基建和招生日益成为高校腐败两大土壤。

　　目前，高校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基建部门，这在整个社会也是腐败的高发区；大宗物品的采购环节也让人担忧；财务环节出问题的同样非常多，特别是高校附属的校办企业，经营者挪用私分严重；招生分配环节更是给腐败留下不少空间：调档的比例是有机可乘的，预科班、特长生是可以商量的。有的学校领导还打着“多样化办学”的借口，对二级院系一些违法违规的办学加以纵容，造成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

　　有关人士认为，目前单靠高校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对种种腐败现象的有力监督，应及早建章立制，堵漏防疏。（据《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