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阶层调查:讨厌日本却爱日货 梦想美国

　　中国知名调查公司－－新生代市场检测机构的“中国新富市场与媒体研究”一经推出便引发各界的浓厚兴趣。这份以研究中国新富阶层消费取向为主的报告，从不经意间体现了该阶层的政治取向：

　　他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国内政治却不甚关注；他们患有“集体厌日症”，但却坚持使用日本产品，并主张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童年的文化饥渴后，他们像世界上

大部分人一样，拥抱美国文化，并开始怀上美式“中国梦”……

　　中国新富素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我是新富阶层吗？”27岁的吴波对这个词语表现了出人意料的敏感。“我就一个混混，算不上富吧。”但是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吴波无疑应该被划作城市新富一族。

　　新生代此次使用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三高”。“高消费”：吴波在北京的一家中型外企工作，月入税后8000出头，亚奥地区有一套自己的小三居——虽然用了不少爸妈的钱，东芝的笔迹本电脑用了两年了、前不久换了一个索尼的数码相机、正在计划明年初买一辆车。“高学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高感度”：对新鲜事物热情洋溢，在时尚杂志上面寻找新的吃喝玩乐去处，提到一件事第一反应就是“上网查”。

　　吴波不停强调“北京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在他看来，他公司的同事们几乎都符合这个标准。“新富”的门槛似乎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曾经指出，国际上研究新富的时候普遍采用的起点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达到6.6万美元，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由于中国不少人存在灰色收入，因此零点调查使用的新富标准包括财富含量和一些外显符号：

　　储蓄等金融资产总额：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人民币50万以上；

　　个人总体年收入：20万以上；

　　社会头衔：地级市以上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协会或其他类似组织领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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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符合以上某一项者，即可被零点调查归类为“新富一族”。但是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自1997年开始积累的中国城市70000居民的消费形态数据表明，也许新富的标准并没有这么高。新生代今年调查了全国18个城市的11309个样本，以深圳的平均个人月收入最高：6035元，即平均年收入七八万元人民币。其他城市中，只有上海和广州越过了人均月收入5000元大关，分别为5527元和5163元。

　　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来看，中国新富阶层位于25岁至29岁之间的占33.4%，30岁至34岁之间的占35.4%，两者相加几乎占了总数的70%，这说明25岁到34岁这部分年轻人已经成为新富这个崛起阶层的主力，有趣的是，这几乎正与媒体一度热炒的一个集体概念“生于七十年代”重合。他们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76%的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基本是工薪一族：个体户和自营职业者只占不到6%，其他人基本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或一般工作。几乎9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其中有18.9%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这在大部分城市显然是25岁以上人的专利。

　　他们的消费需求和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78%的人有自己的汽车、73.2%有自己的数码相机、67.4%有笔记本电脑、61.8%有高级音响、43.6%有数码摄像机、33.4%有等离子或者背投电视。他们在购物时是狂热的品牌主义分子，84%的人表示在消费时非常注意品牌，50%的人表示如果真正喜欢的东西，即使难以承受也会买下来。

　　和传统人群的消费习惯不同的是，这部分人平均每月要花费394元在健身上，460元在图书音像制品上，387元在美容美发美体上。他们明显比自己的父母一辈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平均每年还要花费7337元在旅游上——其中选择境内游和境外游的比例大概是4:1，尽管有几乎50%的人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休闲。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基本能为新富人群勾勒出一幅素描：30岁左右、从事管理工作、有房有车、热爱休闲生活、追求名牌、喜欢享受。他们已经成为各城市娱乐消费的中坚力量。国外媒体为这些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词“华人雅皮士”（Chuppies）——德国《世界报》最近一篇对中国富裕年轻人的报道标题叫《随便什么都可能》。这也符合新生代这一调查中新富们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一个思想开阔并且能够接受他人生活方式的人”“我乐意学习很多知识，即使这些知识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讨厌日本 喜爱日货

　　在看到这个报告之前，有人很关心一个问题：新富会抵制日货吗？当看到这个报告后，人们才发现，新富对于日货并不抵制。而当记者开始采访新富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讨厌日本，但是喜欢日货。

　　新富讨厌日本

　　如果在新富中做一个调查，写出他们最讨厌的国家，日本一定名列前茅，至少在记者的小范围调查中是如此。

　　目前在一家日资公司工作的盛亮对记者描述了自己对日本的感情。他说：“我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如果要我喜欢日本，这很难做到。虽然我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在他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都看抗日影片，很少见到正常的日本人，从小就认为日本人是中国的仇人，“这样的印象很难改变。虽然我后来去了东京、福冈等地，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彬彬有礼和他们国家的整洁发达，但是心里依然还是要受到那种情绪的影响。所以我很难喜欢日本人。我也有一些日本朋友，但是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有一层隔阂。”

　　李冰也向记者描述了自己对于日本看法的前后变化。他小时候每年的抗战纪念日都要被组织去卢沟桥参观，老师都会告诉学生，勿忘国耻。直到长大后，李冰开始看了一些北野武的电影和大江健三郎的书后，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好感，“我原来以为我不再讨厌日本了”。但是今年8月份的中日亚洲杯决赛让他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我平常挺喜欢足球的，那天刚好公司里好多人去，我也跟着去了，本来想好只是帮中国队加油，但是一进场大家就不行了，日本国歌一奏响，全场一片嘘声，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起哄。比赛过程中，看着那些日本球迷在用日语有节奏地加油助威，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了那段历史，于是就开始和一些观众向他们示威，尽情宣泄心中的情感。后来我回来一想，原来自己心底还是那么讨厌日本，只是因为那段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历史。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走出那段历史，要不这两个邻邦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好，这样对双方都不好。”

　　新富喜欢日货

　　但是，李冰却是日货的最忠实拥护者，“我们家买的电器基本上是日本的，因为日本的东西确实好，我觉得好东西就要为我所用，没有必要考虑你是否喜欢这个国家。我们也想支持国货，但质量实在是不好，给自己添堵。”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富的消费理念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比较注重品质和品牌。特别是在数码产品方面，日货更是占据了新富购买比例的前几位。在等离子电视和背投电视方面，索尼和松下占据了前两位；数码相机方面，索尼、佳能、奥林巴斯、尼康和富士占据了排行的前五位；而数码摄像机的前四位也都被日本品牌占据，分别是索尼、松下、JVC和佳能。

　　王东明也说自己还是比较信赖日货的，虽然也不太喜欢日本，但是买什么货和喜欢这个国家与否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自己也不是偏爱日货，主要是看品牌，比如笔记本电脑他买的就是IBM的，这也和大部分新富的选择一样，在这一项中，IBM和戴尔排在了前两位，而日本的东芝和索尼则排在三、四位。

　　新富主张对日理性

　　李冰说虽然中国人很难忘掉历史，但他还是主张理性地和日本交往，“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但也没有必要凡是日本的就要反对”。

　　而身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吴群辉则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他的朋友圈里的故事，“应该说这些人也都算是新富吧，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地方讨论京沪高铁的事情。很多人主张用日本的技术，因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这确实是几种方案里比较成熟和实惠的，但当时在座的也有人反对，认为这个工程太重要了，交给日本人不太令人放心。但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从抵制日货的角度来看问题，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说有利没利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正是因为对中国有利，我们才发展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如果要真是考虑两国的恩怨，把这些东西都停了，中日两国都吃不消”。（记者陈南） 责任编辑：孙玲姿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