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半个世纪的话题
赵燕菁的文章使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文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2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北京高度控制评估报告》草稿出台时，几乎所有参与此事的领导和专业人员都同意北京需要调整城市结构和改变行政中心，但后来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转变”或至少是“变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感到中央行政中心搬迁“不现实”。所谓不现实，并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对上级意图的揣摩——中央政府可能不喜欢这个方案。现在，“谁都不愿意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赵燕菁对此评论道，“我感到中央甚至可能还不知道行政区搬迁的建议，这个建议就已经被规划师自己放弃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央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央最近为抑制经济过热大规模查处地方政府建设行政办公设施的今天更是如此。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猜想病人绝对不会接受开刀这一最佳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不提，转而推荐效果较差的保守疗法。但是这种拖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会使病人耽误彻底治疗的最佳时机”，“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像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那样，把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解释清楚”。刊发这篇文章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这家单位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共同担纲此次总体规划的修编。
同期杂志还刊出了留美博士、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高毅存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建设北京“双都心”的设想，其中也有行政中心迁移的表示：“保护北京旧城平缓棋盘式格局，将产业与经济建设逐步向东南挪动，在通州甚至更远的廊坊一带形成新的都心，逐渐把老北京的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教育中心和其他城市功能移到新的都心，形成双都心的模式。”高毅存有针对性地指出：“北京不宜搞多中心，多中心等于没中心，或者就是到处摊大饼。北京旧城将主要剩下文化中心与旅游中心的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城博物馆。为时不晚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古代文化遗产。”
将古城作为一个完整的遗产加以保留，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已有表述，梁、陈建议在古城以西的公主坟至月坛之间集中建设中央行政区，避免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古城，并实现新旧两利。这个方案未得到采纳。此后，在老城上面盖新城，并向四周扩张，成为50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的现实，随之而来的中心区膨胀及日益激烈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成为本次总体规划修编亟待破解的难题。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仅占北京规划市区面积6%的古城区，房屋面积已由上世纪50年代初的2000万平方米上升至目前的5000万至6000万平方米，城市主要功能的30%至50%被塞入其中，使之担负着全市1／3的交通流量。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大城市问题。面对城市发展的困局，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中央行政区位置的调整再度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出现。
“从建国开始，是采纳‘梁陈方案’另建新区还是‘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两种途径。在并没有太多讨论的情况下，就匆匆采纳了后者。”吴良镛在9月16日召开的“2004城市规划年会”上作大会发言，“50年来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在同一空间地域上既要保护旧城，又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对旧城来说，既承认它是伟大的遗产需要保护，又强调改造；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理论上看似很辩证，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吴良镛说，“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已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间被完全重建。剩余的部分也正不断受到建设性破坏的威胁。其中，连同公园和水面在内，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如果这一次总体规划修编再不能科学地对待旧城的问题，就将导致北京古都保护工作的全军覆没。且由于我们工作失误，环境恶化，前国家领导人曾提到的北京‘迁都’之虞不能说不存在，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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