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金大侠仗剑走泉州

　　———访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

　　人物简介

　　潘耀明，笔名彦火、艾火等，曾做过香港报刊、杂志记者、编辑、主编。1985年获美国纽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总编辑兼总经理及《明报月刊》总

编辑兼总经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成员、世界花踪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香港大学金庸基金委员会委员、香港岭南大学语文委员会顾问及香港特区艺术发展局顾问等等。著有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17种，个别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金庸，这个名字背后不知蕴藏了多少传奇，半个多世纪来一波波的武侠热潮，每每都少不了提及这位大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笔下的每一部小说，只要是中国人，都能如数家珍，成千上万的读者为之风靡而不能自拔！如今，金庸先生将莅临我们古城泉州。是什么力量促成金庸先生泉州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金庸挚友、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以下简称“潘”）。

　　金庸因何与泉州结缘？

　　记者：金庸先生在海内外均享有盛誉，其行程一向紧张，据说出行计划都安排到了2006年。作为金庸先生的挚友，您能介绍一下他的泉州行是如何促成的？

　　潘：金庸此次泉州行，是第一次在福建的公开活动，也是第一次应媒体的邀请出行。

　　我的老家在泉州南安，认识金庸先生后，一直很想邀请他来家乡看看。金庸先生的日程安排很紧凑，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大学、文学团体向他发出邀请，可他的时间根本安排不过来——比如最近四川之行，便是中国作协于三年前就开始筹划的。现在他在香港有很多的文化活动要参加，同时还兼职浙江大学博导，带了三个研究生，每年要到杭州授课三个多月，最近还着手《中国通史》的写作。

　　金庸先生的泉州之行也已筹备两年多。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是一个文化古城，拥有多种宗教、兼容多元文化。这里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如东西塔、开元寺、老君岩、洛阳桥，弘一法师的晚年也在这里度过的。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就多处提到有关泉州的人和事，比如明教、天地会，比如施琅、郑成功、陈近南、冯锡范，他对闽南文化是有涉猎的，也是了解的。

　　金庸先生泉州行之所以能够促成，其原因之一是泉州晚报社多次盛情相邀；二为我与金庸先生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邀请金庸先生到家乡来是我多年的心愿，所以极力促成。

　　金庸先生能来泉州，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我的母亲1989年从香港返泉州居住，我每年回泉州探亲，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人文素质的提升、城市的迅速发展，令人振奋！这里是国际花园城市，新近更被评选为最佳中国魅力城市，金庸也是评委之一，他投了泉州一票。

　　我与金庸的不解之缘

　　记者：在香港报界，金庸先生和您的忘年之交成为一段佳话。据说金庸亲下聘书挖您到《明报》？

　　潘（微笑）：金庸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和他的从属关系溯自1990年的某一天。那天时任《明报》总编辑董桥打电话给我，说金庸先生要见我。金庸是我极为崇拜的作家和报人，此前只在公开场合见过几次面，并不太熟悉。他说要见我，让我觉得意外也非常高兴。

　　当时《明报》报馆在香港市区北角，我很快来到金庸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书，给人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寒暄过后，他让我坐一会，然后移步到写字台，亲自写了一张聘书给我，邀我加盟。

　　金庸先生很细心，连我在三联的薪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并给予更优厚待遇，并在聘书中将薪金也写得明明白白。他要我当《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当时《明报月刊》在海内外文化、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之前几任主编金庸先生、胡菊人、董桥等都是香港报界很有名望的人，但他们只当总编辑不兼总经理。

　　我知道金庸先生的苦心，因《明报月刊》当时销路下降得很厉害，他希望在文化与市场两方面取得平衡，兼总经理有一个对杂志营业部管理之责，是要我搞好杂志发行工作。不管怎样，单是金庸先生亲下聘书这一举动，已令我热血澎湃、感动万分。虽然当时我任香港三联书店董事兼副总编辑，办理辞职手续有一定程序。我却顾不得这么多，当场在聘书上签了字。

　　此后的日子里，我在金庸先生主持的《明报》工作。他很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在报馆他是我的老板，在文化的因缘上是我尊敬的老师，日常交往中更是我的挚友。

　　个人魅力是《明报》成功秘诀

　　记者：作为《明报》的总编辑，您认为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报系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潘：金庸先生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重视人员的聘用和人才的破格引进。他深谙现代商业管理之道，人才是第一个要素。他在办报期间罗致了不少文化界精英。我想，这跟金庸先生的个人魅力、凝聚力、名望有关，金庸先生就是凭借个人非凡的气度、风范，凝聚了一批社会文化传媒和经营管理的佼佼者。

　　金庸先生青少年时代就一直喜欢看书做学问，办《明报》后每天坚持写一篇社论、写一篇连载武侠小说。《明报》的成功有三大法宝：社论、小说连载和办报理念。金庸认为，报纸是社会公器，必须客观、持平、包容，容纳社会不同政见、不同阶层和不同种群的声音，兼容多元文化。所谓“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一直是金庸先生所提倡的。如今的《明报》已经从一个单一的报纸发展成为拥有四份周刊、一份月刊、两家出版社、一家旅行社的传媒集团，香港某大学新近一项调查显示：《明

　　报》是香港公信力最高的传媒。

　　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利润一直很高，在他主持《明报》的晚期，年纯利达二亿港元。1994年金庸先生将《明报》卖了之后，创办了明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邀我任新公司董事、总经理，原想筹划一份杂志，连载他自己写的历史小说，只因后来他动了心脏大手术，此计划便中断了。我在金庸先生的公司里其实只呆了一年，但无论在工作上、文学创作上、待人处事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他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金庸正在编撰《中国通史》大纲

　　记者：金庸先生曾表示晚年将在史学方面有所作为，他曾计划关于《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潘（微笑）：金庸先生一生有四个理想：第一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掌握相当的知识和技能。第二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是，他创办了《明报》，确信这项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作出贡献。金庸先生基本上已成功实现了这些理想。

　　作为热爱金庸作品的读者，我们希望退休后的金庸能够写出更多的作品。其实他具有多方面的写作才能，他年前为《收获》杂志写的中篇小说《月云》（这也是我从中牵线的），可读性极高。

　　金庸先生的《中国通史》在技术上曾一度发生困难。他认为，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从史料价值而言，都有较大局限，主要是没有融合新近关于考古文化发现的新资料。所以他一直希望能重新写一部较完整的通史，这需要做很多数据的搜集，并对素材进行归类整理、爬梳、融化，这对一位80岁的人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但若以金庸先生的文化涵养，一旦写出来，肯定很精彩。这次四川行，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关于中国考古方面的成果，有关方面已出版了一套光盘。相信这将为金庸先生撰写《中国通史》创造有利的条件。目前金庸先生已经开始了大纲的写作。

　　“金迷”涵盖社会各阶层

　　记者：作为读者，能谈谈您对金庸小说的认识吗？

　　潘（微笑）：其实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先生的作品。金庸先生于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1957年我到香港读书后一接触他的小说就“迷”上了。

　　在当时的香港，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学校和家长的排斥，在学校里更被视若禁书。当局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等同于庸俗小说，对孩子心理上会产生不良影响。

　　而我在迷上新派武侠小说后还学着写，有一次被班主任发现后受到警告：下次重犯，将被学校记大过！可是多年以后的香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却被教育部门列为学生的课外读物，某些选段甚至被编入了教材。

　　虽然当时新派武侠小说受到排斥，但它逐渐受到愈来愈多读者的喜爱。上世纪50年代后期，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更在电台上连播，在香港称为“讲古”。每到讲古的时间，车上、商场、街巷都有许多人围着收音机在收听，从而掀起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热潮。

　　后来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读者从小市民扩大到了政界及学界人士，据说政界的邓小平先生、王震将军、蒋经国先生；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先生，著名学者程千帆、钱理群、刘再复等都读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并为之倾心。

　　金庸的作品甚至飞跃国界，法国总统希拉克、韩国围棋国手李昌镐都自称是“金庸迷”。自金庸作品问世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中外，总发行量已经超过3亿套，在全球当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记者：从小市民、草根阶层一

　　直到政治家、科学家、学术殿堂，金庸的读者层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潘：很简单，金庸武侠小说是很纯粹的汉文，没有丝毫的欧化痕迹，是中文书写方面的典范。

　　我国自“五四”以来，白话文欧化色彩严重，与传统文化产生割裂。而金庸先生受明清笔记影响很深，他的文字典雅清丽，文采汪肆，从中单独抽出一段文字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小品”、“美文”。

　　武侠小说注重武打情节，但金庸先生自己不懂武功，除了诡秘云谲的情节外，他的真功夫在于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他的作品集儒、释、道和琴、棋、书、画于一炉。金庸的武侠小说只是一种框架而已，可以说，金庸的小说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天龙八部》最令我感到震撼

　　记者：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为“金迷”，您最喜欢金庸的哪部小说？为什么？

　　潘：《天龙八部》。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最震撼的是给予人们一种心灵深层的感受，而不仅仅是激情。如读后哭一场或笑一通，后者来得快也消失得早，前者却令人刻

　　骨铭心。

　　“五四”以来的大多现当代作品充满了激情，抒情的味道很重，读后也许很受感染，但眼泪与笑声总是稍纵即逝的。金庸的《天龙八部》很有重量感，里面的主人公乔峰有着复杂的身世背景，有汉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契丹人豪迈粗犷的风范，有族群矛盾，有爱情交错，恩义情仇，斩不断、理还乱，十分复杂。这部小说我看了好几遍，每次看完后总有一种伤痛铭刻在心坎里，久久不能排除。

　　我想，《天龙八部》可与世上任何一部名著相媲美！

　　最成功的人物是韦小宝

　　记者：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小说中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您认为哪个人物塑造得最为成功？

　　潘：说到人物形象，金庸先生笔下《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无疑是最成功的。这是一个即使在现代社会也随处可见的小人物形象：不学无术、诡计多端、靠钻营来牟取利益，为迅速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却恪守江湖道义、重友情。很多人对韦小宝娶了7个老婆的安排很不满意，其实这是一种漫画式的反讽。整体而言，金庸先生对此类人物的批判多于肯定。

　　金庸最近讲话表示将修订自己的小说，也许对韦小宝的结局作了小改，要给他一点教训哩。

　　金庸作品经得起时间淘洗

　　记者：对于社会上曾一度掀起的“拒绝金庸”风、认为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之说，您是怎么看的？

　　潘（微笑）：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妄断！其实当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何尝不是被当做闲书而受到排斥？沈从文当年在学堂看《红楼梦》时不也受到老师的斥责！

　　我个人认为，文化俗到了极致就是雅。《金瓶梅》即是一例，因为它们是与时代最契合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题材、人物均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笑傲江湖》中充满野心和自我膨胀的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东方不败，一味歌功颂德的马屁精，不就是在折射社会现实生活吗？

　　西方关于文学的定义是较广泛的，好的作品，它必须与时代、与社会衔接，感染广大读者，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之后价值日益突显。法国作家大仲马当年的作品《三个火枪手》等被认为是俗品，多年以后却成为世界名著。

　　我相信，金庸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之河的淘洗，并且将越加晶莹剔透。

　　金庸将在泉州悠闲地游走

　　记者：您能透露一下金庸先生泉州行的安排情况吗？

　　潘：金庸先生是第一次踏足闽南，他博览群书，对许多未曾到过的地方都深有了解。比如对泉州，他知道这里曾被马可·波罗赞许为可与亚历山大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其他地方不同，金庸先生此行将有较宽松的时间，可以较从容地游览这个文化古城。（记者吴泽华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