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洪其
11月10日，云南省砚山县维末乡发生一警察开枪杀人的恶性事件：仅仅因为一点儿小摩擦，民警陆雄悍然拔出手枪，当场打死两人，打伤一人。在并非执法和执行公务的情况下，一个人民警察先是违规携带枪支，接着又将并非犯罪分子的普通群众就地枪杀(即便对犯罪分子也不能随意枪杀)，如此可怖而且可耻的一幕，居然出现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实
在大大超出了善良的人们的合理想象！
警察以犯罪的方式致人死伤，尽管属于极端之个别，但这些年来也时有所闻。四年前，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河北省霸州市、河南省禹州市和云南省森林公安分局，就先后发生三起警察因普通民事纠纷而开枪杀人的事件。此次云南省砚山县民警陆雄的行为，同样令人万般震惊。
有人也许会把陆雄的暴行归罪于他的特权意识太强、文化素质太差，以及少数基层公安部门在枪支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针对警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待加强等因素。不过还应当看到，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警察和普通公民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前者可以持有枪械，而后者无权持有枪械(这里并非主张中国公民拥有枪支合法化)，这同时又导致了另一个明显区别，即警察除了在职权范围之内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制力手段(不含滥施刑罚、刑讯逼供)，还存在着大量的利用“职务之便”而使用强制力手段的可能(合法与否姑且不论)，而普通公民别说动用枪支击毙他人，就是拿出枪支象征性地威胁一下对方，就至少涉嫌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警察与强制力的这种关系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大肆渲染强制力意识，可以在作为一种职业的警察的身上无限制地培养强制力崇拜，否则，在原本有着多种非强制力手段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一个警察不过是遇到了一点儿小麻烦，或受了一点儿小委屈，很可能就习惯成自然地一扣扳机，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很可能转瞬之间就被夺取生命，成为警察强制力崇拜之下的牺牲品。
上个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在现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扩大了治安处罚的范围，加大了治安处罚的力度。该草案对警察的执法权限进行了多种规定和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警察的合法强制力职能。合法强制力原本与暴力崇拜是格格不入的，普通人或犯罪分子的暴力崇拜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警察的合法强制力足以对这种暴力崇拜形成有效制约，而如果警察把对于合法强制力的认识，转化为一种职业性的强制力崇拜，那就可能出现最最可怕的结果。人们有理由担心，在强制力崇拜的支配下，个别警察既可能以执法的名义滥施刑罚，大搞刑讯逼供，也可能像陆雄那样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