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学
据11月17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10月15日，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对张家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严重违纪一案做出结论：队长黄占明被免职、调离公安系统，副队长及三个大队的大队长也各领其罪。据悉，能在经侦支队任职一度让该市公安系统人人羡慕，他们才成立两年，一座造价2000万元的豪华办公楼就耸立起来，且支队里人人均分得一套房子，连去年刚
刚分配去的年轻警官都能分到三居室。而这一切都来自经侦支队的大肆罚款“创收”。
看完这则新闻，你或许会猜到这几年来荒诞不经的“处女嫖娼案”怎么会层出不穷，会“理解”民警怎么会闯入民宅“抓获”看黄碟的夫妻了吧？其实，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像张家口这样的经侦支队大兴土木之事，今年8月在重庆梁平县的交警支队已经上演，引得各路评论高手口诛笔伐。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有的放矢，但我觉得单纯去指责警方已没有什么意义，问题是罚没收入这块“肥肉”就在那儿摆着，它刺激着甚至是促进着某些执法或职能部门的“食欲”！
这并非公安系统所独有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出在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对待罚没收入的政策和态度上。
早在2000年4月，当时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新荣曾对该市当年的预算草案提出质疑，因为草案在谈及当年的一般预算收入时要求“罚没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安排7.6亿元”。黄新荣质问：这不是要给各单位下指标吗？会不会导致各单位为完成任务乱罚款、乱收费？当时，黄新荣的质疑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没想到，时隔四年，在今年3月广州市召开的预算草案座谈会上，林海英代表再次提出同样的疑问，因为草案要求今年该市罚没收入达5.8亿元，增收0.64亿元，增长12.5％。
四年里，同一座城市两位人大代表提出相同的质疑，挡不住罚没收入这块“肥肉”越来越“肥”。我们知道，广州是个富地方，财政安排罚没收入的积极性还这样“百折不挠”，可以想见其他的省份和地区又该怎样。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张家口市公安局甚至当地政府在罚没收入上对下面定有指标，经侦支队也不至于猖獗到这种地步，乃至队长黄占明竟能说出“罚款第一，惩治犯罪靠后”的话，并拥有变相敲诈民营企业的整套办法。据《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因为地方财政要按一定比例返还下属部门上缴的罚没款，在张家口市公安局，“罚款创收”已成制度，可谓“多罚多得”、“越罚越肥”。试想，这样的政策能不促使黄占明等人的“食欲”大增吗？
现在，《行政许可法》已经颁布实施近半年时间，各地政府都已“砍”掉了上百项不必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那么，作为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罚没收入是不是也该寿终正寝了？
